一些學者曾用「Chimerica」（中美國）一詞描述中國與美國的合作，那是一種擁抱共生的狀態，而在過去十年裡，兩國關係已經走向了令人不安的相互排斥。現在，華盛頓兩黨達成了一種共識，即深化與中國經濟關係的長期戰略已經失敗。而中國領導層也日益將美國視為存亡威脅。在這兩個國家，任何人若主張採取較為緩和的路線，都會被視為政治上的天真或受到更糟糕的批評。
但這個故事還有另一面。美中相互接觸為數百萬中國人打開了視野，使美國人得以了解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化，以及一個將塑造全球未來的政府，無論其是好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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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種接觸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開創了對外開放的局面，我通過閱讀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書，聽卡彭特樂隊（Carpenters，台譯：木匠兄妹），看美劇《成長的煩惱》（Growing Pains，台譯：歡樂家庭）學習英語。作為上海市復旦大學的學生，一個全新的美國研究中心使我能夠接觸到《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其他美國出版物。我和一些同學如飢似渴地讀著那些出版幾周後才送達的報刊，對獨立的新聞業有了粗淺的了解。
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國有報紙，工作內容包括熱情洋溢地報導外國企業入駐上海新開發區，或者新建樓宇的非凡高度。這些工作完全是政治任務，但它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美國商人。我意識到，就像我渴望了解美國一樣，許多美國人對中國也同樣好奇。
我越來越渴望突破國家控制的媒體報導限制，這種渴望將我推向美國。當我拿到紐約大學商業新聞專業的獎學金時，我覺得自己的美國夢就快實現了。然後，在1999年5月，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塞爾維亞貝爾格勒的大使館，這一事件讓美中接觸面臨危機。在中國，沒有人相信轟炸源於一個錯誤，沒人相信事情如華盛頓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糟糕的地圖造成的。在上海，憤怒的大學生朝著美國領事館投擲石塊，高呼著「血債血償」、「打倒美國！」
我也很憤怒，而且很困惑： 美國現在變成敵人了嗎？我還能去紐約嗎？我給紐約大學教授斯蒂芬・所羅門（Stephen Solomon）發了電子郵件。他是該校商業新聞專業的創辦者，也正是他錄取了我。在郵件中，我質疑美國的意圖，現在想來有點像如今中國的「小粉紅」。
「中國人民對轟炸感到憤怒，人們想知道為什麼大使館會成為目標，」我寫道。「就因為我們的大使館代表南斯拉夫的利益，反對北約的空襲？」我重複著中國政府當時的說法。
我的美國教授鼓勵我不要為此失望。「通過實現你成為記者的夢想，」他回信說，「你將有機會越過所有政治姿態看問題。」
轟炸事件最終沒有讓美中接觸脫軌。在那個中國領導人把國家經濟發展置於一切之上的時期，雙邊關係太重要了。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貝爾格勒轟炸事件發生一周後的一次講話中說，中國不會因為這一事件而偏離發展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這意味著我可以坐上前往紐約的飛機了。
同年晚些時候，柯林頓政府與中國達成一項協議，為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鋪平了道路。這助推了中國驚人的經濟崛起，讓數以億計中國人在隨後的幾十年裡擺脫了貧困。
在紐約，我進入《華爾街日報》實習後留在這裡正式工作。我報導了曾經默默無聞的中國公司如何購買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等美國巨頭的股份。我還報導了一個名叫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房地產大亨如何熱情地接待中國最大國有銀行的董事長，這家銀行在川普大廈租下了一整層。
2010年，我成為美國公民後回到中國，為《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政府的秘密決策過程如何影響普通人的生活。隨後，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來了。2020年春天，美國記者被習近平治下的政府勒令離開中國。這是自毛澤東時代初期以來最大規模的驅逐西方記者行動，其背景是疫情使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
2020年5月，我被護送到上海浦東機場的一個登機口，被趕出了我出生並度過半生的國家。15個小時後，當我在紐約甘迺迪機場遞出藍色的美國護照時，一名海關官員對我說：「歡迎回家。」
這句簡簡單單的話讓我淚流滿面。我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在那一刻我意識到作為美國人的要義：你總是受到歡迎，無論你出生在哪裡。美國建立在包容的基礎上。這是鑄造美國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二十年前吸引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在過去三年裡，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競爭和時而直接的對抗取代了接觸。當美國在2月份擊落一個所謂的中國間諜氣球時，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溝通幾乎戛然而止。
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也變得越來越對立。安全機構中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人甚至批評美企在華經商是「助推美國走向衰落」。曾經湧向美國尋求機遇的中國科學家和學生如今也抱怨針對中國一切事物的敵意都越來越大。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言論，指責美國正在盡其所能遏制中國。當局收緊了對學術交流的限制，許多中國人現在明顯地感到無望。一位與我同時到美國留學的上海朋友最近給我寫信說：「看來22年前為我打開的通往世界的大門現在已經關閉了。」
在美國，主張接觸派的一個理由是，這將有助於在政治上促使中國開放。相反，中國國內已變得越來越壓抑，而對國外變得越來越強硬。
儘管如此，美中接觸使得許多中國人有可能來到西方或與西方公司合作，最終實現自己的夢想，或者因為周圍的經濟憑藉貿易騰飛而過得更好。西方贏得了我們這麼多人的心，這也是習近平比前任領導人更專注於政治控制和意識形態純潔性的一個原因，他試圖隔絕外國對中國的影響。
對於像我這樣在兩個國家都有牽絆的人來說，美中接觸的減少意味著我們必須在大洋彼岸開展工作，在千里之外與我們的親人保持聯絡。在過去的三年裡，我和9歲的兒子幾乎每天都會跟我的父母視訊通話，他們都70多歲了。每當我打電話時媽媽都會告訴我：「每天這個時候是我最幸福的時刻。」對於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是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痛，也是新的現實。
魏玲靈（Lingling Wei）是《華爾街日報》中國首席記者，也是「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書名大意為：「大國攤牌：川普和習近平的爭鬥如何將美中引向新冷戰」）一書的合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