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摘(1):丟下不曾行房的元配 奔向新世界

2015-05-07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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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建國前,毛澤東奉命娶妻,但忍受到婚禮結束後,頭也不回的離家奔向新世界。(圖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的海報)

在中華民國建國前,毛澤東奉命娶妻,但忍受到婚禮結束後,頭也不回的離家奔向新世界。(圖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的海報)

毛澤東十三歲時離開小學堂。他那嚴厲的老師採用嚴峻的教學方法,經常體罰學生。毛澤東忍受不了這種虐待方式,而他父親也不反對他輟學。毛貽昌說:「我並不要你考秀才。」他指的是帝制中國科舉考試最低一等的資歷。據傳他說:「反正科舉考試已經廢除,小孩子沒有必要再繼續念書。還有很多活要幹,你就回家來吧。」毛貽昌以為他兒子會照料家業,特別是替他管帳,可是毛澤東希望自修、繼續念書。他如飢似渴地閱讀凡是他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經書除外)。他常常在深夜裡用一塊藍布把屋子的窗戶遮起,不叫父親看見他點油燈看書的燈光。他父親只要看到兒子讀書(即使是利用自己休息時間看書),都會大發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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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毛澤東讀到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書。作者是老派改良主義學者鄭觀應(字正翔),它出版於一八九三年。這本書號召中國人研究「富國強兵之學」,把歐洲工業化的教訓運用到中國現代化的工作上。它提到中國需要建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鄭觀應反對傳統的儒家秩序,贊同有限的資產階級改革,以便強國富民。

第一位鼓吹上海應該辦世博會的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影響一代中國人。
第一位鼓吹上海應該辦世博會的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影響一代中國人。

《盛世危言》啟蒙少年毛澤東

要瞭解這本書對青少年毛澤東一生所起的影響作用,我們必須簡單地檢視一下中國當時的狀況。二十世紀之初,由於備受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經濟附屬國的地位。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至四二年),英國擊敗中國,取得自由貿易的合法權利;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六至六○年),英法聯軍迫使中國與「長毛洋鬼子」—中國人是如此稱呼白人殖民者—簽訂不平等條約。戰勝國搶走對中國關稅的控制權,中國失去經濟的獨立。外國商人跨越省界,不必繳交內地關稅(即釐金),使得中國商人陷於不利地位。外國人有權在愈來愈多開放對外通商的條約口岸設立租界或租借地。他們亦享有治外法權,意即他們不受中國法庭的管轄。

西方廉價商品開始湧入中國市場,造成數以百萬計的手工業工人破產。稅負負擔急遽上升。滿清與列強作戰,連連失利,被迫向戰勝國支付賠償。

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造成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國家受到巨大的反滿叛亂的撼動,許多貧困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紛紛投入此一太平軍起義。叛亂領袖洪秀全是出身廣西的一個農村私塾老師,鼓吹依據平等的原則建立「太平天國」。受到基督教箴言、尤其是浸信會和清教徒思想的啟發,洪秀全自稱天父託夢給他,告訴他他是耶穌基督的弟弟。太平天國將建立在腐敗的滿清廢墟之上。義軍將以火和劍清出一條道路通往理想的和平與公義之地,不僅掠奪、殺死滿洲韃虜,也要消滅土豪劣紳。

南京附近的太平軍海戰(Materialscientist /維基百科)
南京附近的太平軍海戰(Materialscientist /維基百科)

兩千多萬人死於這場內戰。全國搖搖欲墜、處於崩潰邊緣,不過王朝總算挺了過來。從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之間,慈禧太后領導的清廷以自強運動的名義,企圖推動一系列的建國改革。慈禧和她的愛人恭親王結合強而有力的漢人名流及打敗太平軍的將領,試圖將中國工業化、現代化,以便把它脫胎換骨改造為強大的軍事大國。他們開始興辦工業企業、軍火局和碼頭,建造鐵路,開辦現代大學,發行報紙和期刊。然而,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十分遲緩。雖然國家正式停止干預民間企業,實際上腐敗的政府官員和地方頭面人物繼續限制個別民間創業家的倡議,以便阻止競爭。絕大多數工業企業屬於官僚資本和地區寡頭;他們之中最強大的還掌控自己的私人軍隊。打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在中國就是壟斷性質。二十世紀開始時,中國的非農業工人約略多於一千二百萬人,其中四分之三、即九百萬人左右,在員工超出五百人的大型企業任職。有利於中、小型本土企業家成長的條件,並沒有發展起來。

鄭觀應等進步派愛國人士支持自強運動,批評政府高級官員壟斷性的經濟政策。他們建議不要限制中小企業、推動改革,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要激烈改革,偶爾他們也提出民主的主張。他們的許多建議點明了政治、經濟皆需要改革,司法制度和國家制度也都需要自由化。可是他們的主張不受重視,改革方案失敗。

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中國戰敗。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中國又敗給日本。雖然這次戰敗引發更強烈的愛國情感,維新派的計劃卻註定要失敗。新的改革運動領導人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哲學家、文學家,他們進諫年輕、有進步思想的光緒皇帝效法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發動從上而下的改革。他們呼籲皇帝引進君主立憲制、將軍隊及教育制度西化,並鼓勵創業精神。光緒試圖在一八九八年一百天之內制定新改革。他希望能使慈禧太后不再干預國政,向擁有兵權的將領袁世凱求助,卻沒有結果。慈禧太后得悉這項陰謀。她立刻宣布皇上神智不清,將他軟禁。許多維新派遭處決;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到國外。

鄭觀應感召孫逸仙 改革不成投入革命

中國並不存在公民社會。由於所有的反對派政治活動在中國國內均遭取締,擁護改革的人士被迫移到海外進行政治活動。其中之一為廣東人孫逸仙(本名孫文),他也是受鄭觀應感召的青年。孫逸仙一八六六年出生,先後在夏威夷、廣州和香港求學。一八九二年他從醫學院畢業。對維新運動失望,孫逸仙在一八九四年離開中國,遷居到他大哥定居的夏威夷。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成立第一個中國革命團體—興中會。孫逸仙與維新派不同,他主張以共和路線推行中國的革命改造。一八九五年一月,興中會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立分會,不久也在鄰近的廣州成立分會,孫逸仙本人旋即亦遷居至廣州。當年秋天,興中會在廣州發動第一次反滿起義,但是失敗了。孫逸仙被迫逃亡,清廷懸賞重金抓他。此後他在海外流亡十六年,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兩個月才重返故國。

儘管慘遭失敗,興中會挺住了,迅即恢復其革命活動。一九○一至一九○四年間,中國陸續出現新的革命組織。一九○五年,許多革命組織在東京合併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通稱「同盟會」。孫逸仙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以同盟會總理的身分發布激進的政治綱領—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合稱「三民主義」。

所謂民族主義,孫逸仙指的是推翻滿清。民權主義是建立共和。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也就是為了強化國家在中國經濟的規範角色,要將中國的基本生活工具收歸國有。孫逸仙的政治綱領保證國家在經濟方面的首要任務,即是針對寡頭資本主義,因為寡頭資本主義只為已經居於頂端的人士創造條件獨佔財富。他打算運用國家力量促進中產階級在中國發展。孫逸仙支持土地稅採累進制,以加速創造有平等機會的「公義社會」。

這時候,華北出現另一樁針對「長毛洋鬼子」的農民暴動。這場暴動由秘密社團「義和拳」率領。義和拳成員大部分為練武術的人員,他們和小刀會成員一樣,認為氣功和武術加上神奇的巫術,會使他們刀槍不入,不畏敵人的槍彈、砲彈和尖刀。他們的格鬥方式很特殊,因此最先和他們幹架的洋人稱他們為Boxer(拳匪)。暴亂於一八九八年始於山東和直隸省。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亂民佔領京城北京,洗劫富商住宅區、火燒數以千計的房子,並包圍外國使館區。他們的怒火主要針對傳教士及中國人基督教徒。

天津的義和團準備集結(Eubulides/維基百科)
天津的義和團準備集結(Eubulides/維基百科)

慈禧太后出人意表,竟然支持義和拳作亂。有一則故事說,她決定要進行實驗,邀了一群「刀槍不入」的奇人異士到紫禁城。在她一聲令下,禁衛隊把拳勇請到牆邊列隊,朝他們開槍。這些拳勇果真是毫髮無傷。慈禧太后大為懾服,遂於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全世界各國宣戰。

然而,奇蹟撐不了太久。八國聯軍擊潰拳勇和清軍。中國政府被迫於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簽署一項不平等條約,承諾在未來三十九年支付共計四億五千萬兩銀子的賠償,它相當於當時的三億零一百五十萬美國金元。中國部隊必須撤出北京,外國部隊卻入駐中國京城。因此,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在經濟上完全淪於列強的掌控之下,政治上也部分淪為列強的附屬地位。外國商人主宰了中國市場。中華帝國在國際分工上淪為三等地位。中國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依賴性在往後十年有增無減。到了一九一二年,中國的國債高達八億三千五百萬兩銀子。此時,開放給洋人的條約口岸有一百零七個。社會、政治危機益加深刻。

一九○一年,拳亂敉平之後,滿清重新啟動改革。朝廷開始討論引進憲法的可能性,採取措施鼓勵民間創業,並籌練一支能夠打仗的新軍(下轄三十六鎮)。改革運動如火如荼推動之際,一直遭軟禁、未曾重獲自由的光緒皇帝於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去世,比起權力飢渴的姨母慈禧太后的去世,僅只早了一天。

重大變革風雨欲來。國家的攝政以三歲的宣統皇帝溥儀的名義頒令研訂憲法。一九○九年為預備立憲,舉行各省諮議局之選舉。它們成為孕育自由派反對力量的溫床。朝廷並宣布將於一九一三年進行國會選舉。

紫禁城裡的八國聯軍(US National Archives bot/維基百科)
紫禁城裡的八國聯軍(US National Archives bot/維基百科)

天下巨變前夕 奉父命成婚

青少年毛澤東對這些發展渾然無知。他即使聽說了什麼,也絲毫沒有留下印象。時代大事和他互不相干。我們或許可以假設,沒有人向毛澤東談起義和拳;韶山是個窮鄉僻壤,沒有人讀報紙。即使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傳到韶山,新皇帝宣統都已經登基兩年了。但是毛澤東肯定聽說過太平軍的故事。太平軍掃過湖南發生在他出世之前四十年,迄今仍有許多遺老曾經目睹那些可怕的事件。甚且毛澤東的父親一八八○年代所服役的湘軍,就是二十年前敉平太平天國之亂的同一支部隊。

他和父親又掀起新衝突,因為父母親替他決定該成親了。一九○七年底或一九○八年,他們替他挑選了一位合適的姑娘。她是毛澤東的遠親。這位姑娘羅一姑比毛澤東年紀大四歲(她出生於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她的父親羅鶴樓是個農村仕紳,但基本上還是農民。羅家家境非常貧窮,且時運不濟。羅鶴樓和太太生了五兒五女,可是五個兒子全都在嬰童時期就夭折,只有三個女兒養大。兒子早夭對他們是極大的打擊,因為在中國只有兒子才算數。女兒長大,必須出嫁;也就是說她必須離開家人,甚且為人父母還得替女兒備妥豐厚的嫁妝。可是兒子會留在家裡繼承家業和香火。他的責任是為父母養老、送終,並且要定期祭祖、掃墓。羅鶴樓樂於將長女嫁到毛貽昌的家;毛貽昌的太太文七妹由於長年做重活、身體很差,亟需有個幫手。

依據傳統習俗,毛家必須請媒人向女家提親。而習俗不允許女家一口就應承婚事,因此光是撮合婚事就得煞費折騰。最後,雙方交換禮物,簽訂婚約,它是不可以毀約的。即使新娘在入門之前去世,她的牌位仍要送到夫家,放在夫家的祭壇上。如果新郎在成婚前去世,新娘也得到「夫家」當寡婦。

毛澤東和他的新娘只在簽訂婚約那天見了一面。我們不曉得他是否喜歡羅一姑;他只想要念書,並不想要結婚。不幸的是,他別無選擇,必須屈從父母的意志。他得知他們的意向時,已經太遲了。婚約已經簽訂,婚期也已講好,毛貽昌已送了聘金和其他依禮俗該備辦的禮品給了羅鶴樓。

依據地方習俗,婚禮要廣邀親戚朋友參加,而且慶祝活動在婚禮的前一天就在新郎倌的家熱鬧展開。結婚當天,新娘穿紅衣、坐紅轎子迎進新郎家。她的臉要罩上紅面紗、嘴唇要點紅色唇膏。新娘必須表現她不情願,要哭、要責備未來的良人種種不是,罵他是「毛毛蟲」、「貪婪、懶惰、有煙癮的狗」、「酒鬼」等等。接下來在新郎家要放鞭炮。然後,新郎、新娘在夫家的祖宗牌位前拜倒,向天地、日月致敬,最後再拜祖先亡靈。接下來,新人相互一拜,才算完成婚禮儀式。賓客繼續吃吃喝喝兩天,送禮物(通常是現金)給新人。再來是所謂「鬧洞房」。臉上塗黑、穿著草葉綴飾服裝的一個禮官,引導賓客進入洞房,大家講些戲謔、不雅笑話,捉弄新人。若要結束這些胡鬧,新郎倌必須討好賓客。次日,新娘必須把落紅的床單呈給婆婆,以示自己一直是處子之身。

武昌首義飄揚在武昌城內的鐵血十八星旗。
辛亥革命前四年,毛澤東奉父命娶妻後,頭也不回離家奔向新世界,圖為武昌首義飄揚在武昌城內的鐵血十八星旗。

無緣之妻羅一姑 勉強活過廿歲

毛澤東非常勉強地忍受了這一切儀式。據他說,他沒有和新娘圓房,也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毛澤東對於他的第一次婚姻非常不重視,以至於根本記不得當他們下聘時,他太太究竟是幾歲。他不經意地向史諾提到這段婚事時說:「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事實上,羅一姑當時是十八歲。

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十四歲的青少年男孩拒絕和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同床共眠,但是我們沒有證據可說毛澤東對史諾的說法不實。不過,《韶山毛氏族譜》卻有一筆奇怪的記事,指說毛澤東和羅一姑生了一子,名「遠志」,又不知是何原因,送給楊姓人家撫養。沒有人曉得是否確有其事,但是極有可能是編寫《韶山毛氏族譜》的人搞錯了。因為別處毫無任何證據可據以說明確有這樣一個小孩出生。

革命青年陳天華的文字,對青年毛澤東產生巨大震動。
革命青年陳天華的文字,對青年毛澤東產生巨大震動。

婚後不久,毛澤東離家出走,住到韶山一個無業學生的家約一年時間。他繼續如飢似渴地讀書,沉浸在古代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前漢書》之中。這些書描述古代中國偉大統治者—英雄與反英雄、武將、政客和思想家—的言行事蹟。他也注意到當代人士的作品,浸淫在一位改革派人物馮桂芬一八六一年編寫的《校邠廬抗議》之中。它細述外夷對中國的侵略,提出「採西學、製洋器、籌國用、改科舉」的新建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毛澤東也讀到青年革命黨人陳天華寫的一本小冊子。他聲稱這本小冊子「在我年輕心靈上,留下磨滅不掉的印象」:「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佔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可憐的羅一姑。村民背後竊竊私議,說她「既非人婦、又非婢女」。她默默忍受羞辱。毛澤東的一位傳記作家菲力浦.蕭特(Philip Short)寫說,韶山有些村民相信她是以毛澤東父親小妾的身分留在毛家。不論這是否事實,她沒有活得太久。一九一○年二月十一日,她死於痢疾,勉強過了二十歲生日不久。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兩位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左)、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右)與書封。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兩位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左)、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右)與書封。

*本文選自《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聯經出版)第二章〈新世界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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