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要拍片去控訴開槍的陳警員，這個悲劇不是罕見個案，大大小小的悲劇，天天都在台灣發生。我希望這個案子是個機會，凸顯整個結構性的問題，」他說。
蔡導演告訴BBC，反映在阮國非的案中，所謂結構性的問題就是包含了最受爭議的仲介問題及僱主政策； 再者是台灣基層警員用槍訓練不足的問題，最後還有整個社會對移工的漠視及恐懼，讓悲劇發生。
越南當地中介會收取昂貴的中介費，迫使移工到台灣都急著多掙錢償還；台灣現行法令不允移工更換僱主，即使遭無良僱主剋扣薪資或人身攻擊或是性騷擾等，多數人害怕被解僱，選擇隱忍，若請政府或NGO協助調解也要花費很大力氣。
可以說，仲介、移工及僱主三方常常有摩擦發生，而移工通常是最弱勢的一方。蔡導演告訴BBC，許多移工選擇逃離僱主，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還有他們想盡快賺更多錢，打黑工雖然苦，但沒日沒夜的工作，會比原本合法工作的薪資賺的更多，有人甚至可以獲得原本合法工作的薪資兩倍或三倍高的月收入。
此外，與日本及韓國要求移工先有基本的當地語言審核不同，台灣引進越南移工，並未要求他們有基本的中文能力。因此，當他們來到台灣後，常因語言問題與僱主或警員產生摩擦。
根據台灣勞動部統計月報，截至2022年4月底，台灣的外籍移工人數近70萬人，其中以印尼、越南、菲律賓和泰國佔多數。目前，台灣「失聯」的移工數高達8萬人，即超過10%的移工在台灣打黑工。
一位曾僱傭阮國非做黑工的台灣僱傭主陳先生（化名）當年在他的葬禮告訴台灣媒體說：「他們都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住在很隱蔽的地方，睡覺也是全副武裝。 一天24小時只能休息4、5個小時，很可憐。」
這位僱主解釋說，一旦被發現僱用逃跑的外勞，僱主面臨8萬到15萬新台幣不等的罰金，但他還是冒險僱用黑工。「我本來也不敢用逃逸外勞，但他們說：『如果發生事情被抓，絕不會承認是我叫的。』 他們很講義氣，會保護介紹工作的人。」
蔡導演說，礙於人力仲介業商機龐大（建商及科技廠對便宜勞工需要非常大），並與相關立法者及地方民意代表關係盤根錯節，沒有立法者會願意得罪人力仲介。「現在甚至還有立法委員，在中介業者的影響之下，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還要修法加碼處罰台灣逃逸外勞，真的很令人氣憤，」他說。
此外，員警訓練過程，也是此事造成悲劇的原因之一。他說，查緝失聯移工，通常是台灣移民署的工作，而非警員，但前者常因為人力不足，要求當地警察支援，而這種苦差事，常常是落到資淺的「菜鳥警察」與民防。向阮國非開槍的員警當警察才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