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王朝時代）的中國，家族、村莊、公會等社會集團（中間團體）並不具有如日本或西歐般堅固（或曰穩定）的約束力。不只「升官發財」的管道極多，由於家產均分慣習、身分制度無法世襲等現象所帶來的階層下降壓力也極高，加上居住地與產業的選擇很多，使得各種中間團體與居於其中的人們，在垂直與水平的雙向流動上都十分劇烈，這也是中國高度的「社會流動性」形成的因素。
這是聯經出版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2：江南的發展》其中一段摘文。有很多文藝青年老愛講一些「人類的品格沒有跟隨歷史進步」之類的文藝腔，但仔細思考就會發現他們講的好像也沒什麼錯，因為人類政治新制度大多數都因生活技術改變而產生。例如人類開始農耕後，過去因遊牧、漁獵、採集發展出來的制度很明顯就必須隨之改變；而我們現在的法律制度，也必須隨著電腦、網路被普遍使用而做出調整。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制度的改變調整，還真的跟什麼「品格」、「道德」沒什麼關係。
「極權」需要有足夠的科技力才能做到
不過「革命分子」為了煽動群眾一起「不斷革命」的熱情，把因應不同生活方式而「產生」的政治制度，和「善惡」連結起來──當然「革命志士」要革除的隊像一定是惡的、而他們提倡的新制度則是善的。也因為「革命」的這種需求，專制和封建這兩種完全不搭嘎的政制，往往被綑綁再一起成為革命分子「革命」的對象。在革命狂熱的一百多年後，我們總算可以用比較中性的角度，去重新檢視人類社會過去的政治制度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名著《極權政治的起源》（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中，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的極權政治，在科技的進步下，對於民眾的控制幅度是過去的統治者難以匹敵的。換句話說，19世紀之前別說大部分的區域都沒有專制的技術，大部分都使用封建制度，就算在東亞大陸等少數發展出專制技術的區域，控制的幅度遠不及大家後來看到的各個專制政權──不是以前的人心腸比較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科技支撐不起他們這樣亂搞。
了解「專制的程度取決於科技發展」之後，我們再回顧過去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以前惡名昭彰相對於封建制度的「帝制」、或是跨區域統治的「帝國」，其統治下人民自由度和社會流動性，恐怕都遠超過「封建主」統治這種形態──再度強調，因為當時科技發展讓「專制」只能到那種程度，不代表以現在的科技執行「專制」還能有那樣的社會自由度，所以不用幻想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統治台灣，大家還能維持一開心或不開心都可以毫無負擔地罵政府這種日子。
「帝制」是組織扁平化
商業公司組織在某個時間點，忽然開始了一場「扁平化」組織的變革，簡單說在公司老闆下來，頂多有一層中階主管，再來就是基層員工了，甚至有些公司會強調公司每個員工都可以直接和老闆溝通。比較傳統科層組織、扁平化組織的好處是效率更好，起碼不會有一張公文要經手十幾個人那種公文旅行的浪費時間，當然對老闆來說，直接面對基層可以減少很多中間幹部上下其手、欺上瞞下的流弊。
日本學者把「帝制」稱為「一君萬民」結構，相對於「封建制度」的層層分封、世襲罔替，君主的管治力其實很難滲透到其他封建主的封地，這樣的結構，當然會出現封建主「尾大不掉」的狀況。「一君萬民」結構（也就是帝制），簡單說也是一種「組織扁平化」，君主撤掉半獨立狀態的封建主，改以不能世襲的行政官員統治地方，結果就是前面摘文所提，社會階級的流動性增加。
中央派遣的行政官員和長居地方的封建主最大的不同，就是幹完一定的時間就會換人，甚至「一君萬民」實行一段時間後，中央甚至禁止官員在自己的出生地任職，對基層的控制力道當然遠不如「世襲罔替」、長居地方的封建主。至於「皇上」，有道是「天高皇帝遠」，那時候的科技是沒辦法讓「皇權」深入控制基層的每方每面的。
社會結構流動性強，才能讓「能者」上位
流動性強的社會結構，一定會比流動性弱的更有助於「能人」上竄，社會由「能人」推動，運作當然會比賭運氣在世襲往替的封建主家庭不要生出一個白癡來得好，這也是中世紀實行「一君萬民」（帝制）的東亞大陸，發展要比同時間採用封建制度的歐洲要好得多的主因。
同樣的，類似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滿州清帝國這些征服帝國，對於基層的「管治」幅度，其實都要比18世紀開始發展的現代主權國家要更加寬容，當然還是要強調並不是那個時代的君主心腸比較好，而是當時的科技沒辦法支持「伊斯蘭教君主強迫被征服區域的子民都去信阿拉」這種政策。
信仰社會主義的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殖民之後》（After Colonialism ? : Taiwan's Predicament, "China"'s Hegemony and Globalization）這本書，就提到帝國因為各種原因，必須採用差異管理的方式，例如奧斯曼帝國雖然是一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大帝國，但事實上在這個帝國裡面，要信伊斯蘭教、要信東正教還是羅馬天主教是你家的事，帝國朝廷不想管也管不來。要講土耳其語、希臘語、阿拉伯語還是斯拉夫語也是你高興就好。
民族國家「內殖民」比帝國殖民更殘酷
但民族國家則不一樣，民族國家的形成來自「同樣的血統、同樣的種族、同樣的文化」這種神話，但事實上這種情形根本不可能自然存在，於是乎以核心強勢民族「同化」其他民族的悲劇就在所有民族國家瘋狂而全面地展開。這些「同化」造成的悲劇，是千倍萬倍於過去帝國時代的。
在民族國家裡面，不再有「要信伊斯蘭教、要信東正教還是羅馬天主教是你家的事」的自由，更不能「要講土耳其語、希臘語、阿拉伯語還是斯拉夫語也是你高興就好」這種事情。一戰打完後這種悲劇集中在歐洲、二戰之後更是全球到處都是血流成河。在民族國家裡面，傳統文化被聖化高舉，不過這個傳統文化當然只是某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其他的民族只能選擇離開或是拋棄自己的傳統文化。
德里克用「內殖民」形容這種民族國家刻意造成的「同化」，而他舉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例子，當然也寫到最近因「新疆棉」成為熱議話題的東土耳其斯坦（中國稱為新疆）。德里克描述「中國」民族國家成形的過程，「我們都必定得是中國人」是怎麼造成一場場的可怕迫害和悲劇。
「民主國家」的政府介入比舊帝國更多
當然這種「內殖民」的壓迫也不獨獨在中國出現，事實上因為科技的進步，現代國家有太多的工具可以讓執政者把他個人信仰的意識形態，透過這些政策工具強加在民眾身上，這些都讓現代民眾可能自以為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但事實上卻被國家和統治者給牢牢控制著。
日前「極權」一詞，引發了幾位總統「擬參選人」的「誰專制」口水戰，當然「極權」一詞變成負面詞彙，一方面是啟蒙的思想浪潮，一方面也是19、20世紀之交的極權政府沒幾個表現得像樣、沒有禍國殃民的。不過如果我們要討論的是政府統治的滲透力，是否已經在不知不覺限制了人民的自主權──包括在民主體制的國家，恐怕得要對於「科技力增加執政者控制力」這個命題有更多的討論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