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他開始搜羅各家醫院的實際病例數字，了解到302醫院已經收了40例，死亡2例；309收治60例，死亡7例；301收治46例確診及疑似病人。
4月4日晚，他給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發去電子郵件，但都石沉大海。但在四天後，美國《時代周刊》和《華爾街日報》記者聽聞此事後採訪了他。報導付梓後，如一聲驚雷炸開。
潮水般的媒體電話湧入蔣彥永家，SARS疫情的潘多拉盒子被打開，成為各大報紙和通訊社的頭條，世界衛生組織的檢查人員也延長了北京之行。
中國當局終於醒悟行動起來：4月20日，中央政府召開記者會，承認疫情統計「存在較大疏漏」，宣佈北京實際病例增至339例，該數字是五天前官方報告數字的近十倍。時任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隨即被免職。
十年後，當蔣彥永被媒體問及是否有考慮過接受採訪的後果時，他回答道：「在個人得失和人民的生命安危之間，我毫不猶豫選擇後者。而且當時我有一個判斷，我講的是真話，我相信國家政府會公正對待我。」
實際上，在接受外媒採訪後不久，301醫院領導就找蔣彥永談話。他回憶道，在看似客氣的談話中，領導肯定了他的動機和出發點，但蔣彥永作為軍人違背了軍隊紀律，要求今後不能再和國外媒體接觸。
後來對於媒體的採訪，如果是外國媒體，蔣彥永都一一拒絕了；收到國內媒體的邀請，他就請記者們先去醫院得到批准再來，但也沒有一家獲得批准。
六四之結
蔣彥永的警告挽救了中國千千萬萬的生命，疫情未進一步擴散蔓延，引發更大的危機。憑借積累的讚譽和勇氣，蔣彥永有了一個更大膽的決定：他想用一己之力推動六四平反，就像他在SARS中發揮的作用一樣，他希望讓當局正視自己的錯誤。
1989年「六四事件」是中國最敏感的政治議題。當時，中國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北京天安門廣場呼籲民主、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議者。當局封鎖了有關該事件的大部分信息，並用「政治風波」和「反革命暴亂」形容該事件。
在SARS事件一年後的2004年3月，「六四事件」15週年前夕，蔣彥永給中國全國人大、政協和中共領導人寫信，要求把1989年學生運動正名為"愛國運動"。
「六四」事件發生時，蔣彥永是解放軍301醫院的外科主任，他在信中透露，在急診室和街上見到數名被子彈打死打傷的青年。
有幾名死者讓他終身難忘。其中，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青年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遭到槍彈掃射，躺倒在路旁血泊中，女友將他送到急症室後，蔣彥永發現其心臟已經停止跳動。男青年的母親跪倒在蔣彥永面前，雙手拉著他的腿，求他救救兒子。
「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蔣彥永在信中寫道。
他表示，醫生們發現傷員體內有大量碎彈片，和一般的子彈不同，它擊中人體後撕碎了內臟。
「我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我總希望這個錯誤由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蔣彥永寫道，他希望領導人能夠重新評價六四，抽空和他談談。
但這封信發出後不久，他和夫人就被當局扣押。後來，他被迫接受長時間的審訊和調查，並被禁止離境，定期還會受到監視、騷擾和軟禁。
2019年4月「六四事件」30週年紀念日前夕，蔣彥永再次上書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他被當局強制送到以前的工作單位北京301醫院，在紀念日後才被允許回家居住，但持續處於軟禁狀態。
儘管蔣彥永從未獲得政府的肯定，但他曾獲得多項民間榮譽，以表彰他對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
2004年，他獲得了拉蒙·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頒獎詞寫道：「他打破了中國沉默的習慣，將SARS的真相公之於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