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拔管案另一特徵是泛道德化言論的濫用。人格汙衊其實是政治操作最古老、也最有效的伎倆，也是管本人最不能釋懷之處。然而此處還有一層弔詭。根據本書揭露的始末，讀者驚覺政治、媒體勢力的干預方式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有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最佳負面版本。深文周納，指鹿為馬，請君入甕，羅織構陷，三人成虎，為虎作倀，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首鼠兩端，還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老中國醬缸裡的糟粕居然被新臺灣人活學活用，而且玩得風生水起。我們不禁莞爾，拔管者哪裡反中？他們是對岸清算鬥爭傳統最誠實的抄襲者。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論教育的真諦無他，就是日新又新，不斷突破現有知識體系和環境，讓受教者得以創造無限新的可能，並付諸行動。臺灣校園民主運動者過去四十年來的貢獻，正在於投射、實踐了新的政治及社會進步憧憬，也因此贏得青年學生的支持。這種求新求變的憧憬不應當退化為二元對立的窠臼，或敵我矛盾的公式。失去了新意的政治，只能是開歷史的倒車。有關大學自治的維度值得繼續對話辯論，但在校園裡普及政治醬缸的那一套，可以休矣。
最重要的，管中閔聘任案的爭端凸顯當下臺灣公民社會的挑戰：一方面大鳴大放，無所忌憚，一方面又虛應故事，且戰且走。儘管如此，拔管案結局終究勉強算得上是遲來的正義。我們對臺灣民主基礎仍無須妄自菲薄。所可反省者，當權者掌握天時地利，其實可以放寬心胸，以更大自信面對教育作為百年大計，大學作為公民社會基礎的意義——這正是臺灣價值之所在。然而拔管案所教給我們的，不是對學術及法理的尊重，甚至不是意識形態的辯難，而是無所為也無所不可為的虛無主義。一旦對公共事務的最終價值失去敬畏之心，再多的機關算盡，再多的柔軟謙卑，也都無足輕重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群魔》（The Possessed，一八七一）寫盡十九世紀末俄國大改變前夕、知識分子和政客的焦躁和虛偽。他們空有大志，卻是說一套，做一套。主人翁斯塔夫洛金以救世主般姿態出現，眾望所歸，他理性，聰明，孤獨，自以為是卻又搖擺不定，他「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信仰上帝。如果他不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不信仰上帝」。他終於屈服於惡魔般的蠱惑，逃避真理、真相。《群魔》的一干角色未必是惡人，但祭起各種說法行徑，卻是心裡有鬼，不知伊于胡底。且看拔管案中的官僚、法匠、黨工、政客所作所為，何嘗不令人聯想群魔亂舞？
二〇二三年初，管中閔完成校長任期，淡然下臺，既未動搖國本，也沒有辱沒任何名器。與此同時，臺灣政局依舊熙熙攘攘，撕心裂肺的抗議喧囂早已經複製轉貼到下一場紛爭中。過去五年的紛擾可望告一段落，但怨念和戾氣揮之不去。而我們，尤其是學生們、教授們，又能從中學到什麼？二〇二八年臺大即將迎來百年校慶，或許真心關心臺大未來者更應該藉此刻重新思考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要義。挺起「大學的脊梁」談何容易，我們唯有勉力前行。
＊作者為臺大校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本文原《大學的脊梁：臺大校長遴選事件與管中閔心情記事》（楊渡，管中閔 ∕ 時報出版）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