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教授於2021 年遽歸道山，王德威老師與曉真有意編纂一紀念專號，命余就余先生少作《方以智晚節考》一書撰著專文。此書幾乎可以算是余先生第一本廣獲學林重視的學術專著，不論是在理解余先生的生平學問歷程或方以智個人都具有特別的意義，故不敢辭。
《方以智晚節考》一書最初由香港新亞書院於1972 年正式出版，其師錢穆先生為其製序。此書雖非余先生處女作，但卻是首次引起學界廣大迴響的作品，非在此之前諸書可以比擬。余先生言此書之作乃「希望通過他（方以智）在明亡後的生活與思想，試圖揭開當時遺民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一角」、「余筆下所及雖限於一人之事，而目光所注則在明清之際文化動態之整體」此書雖是聚焦在方以智晚年生命歷程與思想型態，但最終用意仍在嘗試勾勒明末清初知識社群的精神圖景。余先生屢將《方以智晚節考》與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並而觀之，甚且自謙「《晚節考》也許可以算做《別傳》的一條附注」。《柳如是別傳》在余先生心目中地位之高不言可喻，然而余先生也說：「初考密之晚節時雖未見其書（《柳如是別傳》），然拙工之斧斲之竟有合於公輸之準繩，私心頗用自壯」。
晚清以來，知識社群對明末清初的興趣越發提高，國民革命、階級革命、資本主義萌芽云云，莫不皆追溯到晚明清初。特別是晚清以來知識人大量東渡日本，由於明治維新時的日本志士亦頗推尊明清易代之際渡日諸家，諸多中土散佚已久的人與書，又重回世人眼目，南社諸公於此頗為熱衷，拳拳致力於將在日本發現的諸多文獻重新在中國發行，引起知識社群與愛國青年的高度關心與熱情，例如有清一代聲名不彰的朱舜水，其反清復明的堅定立場以及水戶學派在明治維新發揮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會澤正志齋）加乘，一躍位居民族英雄。
抗戰軍興，整個國家一直處在存亡危急之秋，明遺民的時代處境一直是滋養著知識社群話語擬喻的靈感來源，1944 年前後，中日戰爭烽火最為熾烈的時節，偶逢甲申三百週年，各種以明末清初為主題的文學、歷史作品紛紛問世，郭沫若對於明末清初雖然沒有下過深切工夫，〈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雖然考據欠精，郭沫若卻藉由此文激起讀者的熱情，更廣獲人民對於左翼知識陣營的認同。想必對歷經國共內戰之後，之後又無法決定去留的陳寅恪而言絕不陌生，類此種種定然記憶猶新。《柳如是別傳》一書號稱引書多至四百餘種，其中不乏諸多禁毀史料。余先生《方以智晚節考》雖然只是以方以智晚年為課題核心，在規模上遠不及《柳如是別傳》，故余先生曰：「1971 年我寫《晚節考》時，《（柳如是）別傳》的原稿尚在塵封之中」。不過兩人並不只是單純的「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福至心靈的巧合而已，而是共同參與了當時知識界文化界共通的核心價值。
透過對方以智，乃至於明遺民相關詩文的研析，余先生稱之為「解碼」或「譯解密碼」（decoding），余先生於此釋之曰：「清初遺民之隱語方式，因人因事而異，系統各別且與當時史事與古典傳統皆密切相關，故又非憑空逞臆所能通解，惟有實證與詮釋參伍以求，交互為用，庶幾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見古人之心耳。陳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別傳》，即溶實證與詮釋於一爐而卓著成效者也。」余先生自言在「考證」的目的是古人之心，所謂「詮釋」則在「善解古人之言」，經由《方以智晚節考》，余先生領悟到「考證」與「詮釋」合一的研究方法，並以之嘗試逼近陳寅恪的內心。其後「以偶然因緣，而有《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作，即以陳先生之法還讀陳先生之詩文，乃益信實證與詮釋殆如兩束蘆葦之相倚不倒。故以方法論而言，《晚節考》與《詩文釋證》兩書實有內在之一貫性。」二書乃成系列之列，可以說是余先生重訪陳寅恪精神面目的溯源歷程。余先生又說：「《方以智晚節考》與《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皆考證之書，然其旨則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證以外者，蓋亦欲觀微知著，藉「個人良知」以察「集體良知」也」，透過一個精密的個案分析，體察一個時代心靈的變動。
眾所周知，余先生對胡適情有獨鍾，論學亦絕非保守一路。然在《方以智晚節考》一書，卻不無自衿的說道：「余孤陋，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論世之舊義而不欲墮於一偏，論世必尚外在之客觀，故實證之法為不可廢；知人必重內在之主觀，故詮釋之法亦不可少。」曰「孤陋」、曰「舊義」，但卻「不可廢」、「不可少」，乃有意針窆當時學風之偏廢。然此書之所以「不可廢」、「不可少」，除了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之外，在余先生的生命歷程中仍有特殊的重要性值得一探。
余先生自言知治明清思想，啟途於其師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然於方以智之學語多不詳，於海外得若干珍貴文獻（如《青原山志》等）乃能略窺其生平與學術。又於1971 年草創此書時，與楊聯陞共事於哈佛，論學之樂，為生平之最，其中當不乏與撰著此書相關之事。此書出版，大陸方面的回應，余先生特別標舉冒懷辛、錢鍾書、蕭萐父、周一良四人作為聲氣相應的讀者。冒懷辛、蕭萐父兩先生略長於余先生，錢鍾書、周一良則為余先生素所尊仰的前輩。又周一良留美其間，與楊聯陞先生多所往還，亦人所共知，同時余先生也刻意記錄下京都大學島田虔次的一次對話。在《方以智晚節考》以前，余先生也曾歷經思想探索、甚至新舊方法抉擇之類的自我探尋時期。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成為余先生與過去學術傳統聯繫的重要關鍵。中國或西方、傳統或現代、個人或集體，實證或詮釋，全部如泥牛入海，不一亦不異。
最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實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言及方以智甚為簡略。在〈小引〉中，余先生透露其注意到方以智，乃因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援引多種藥地著作，然多數著作於海外不易經眼。《中國思想通史》以唯物主義思想先驅論方以智，今人多不以為然，其自有時節因緣，無庸多言。無論如何，此書也曾經帶動方以智研究的一波熱潮，值得提上一筆。
《方以智晚節考》一書中最早考訂的諸多結果，余先生屢經改易，唯方以智殉節投水一節殆為定論，僅此一端，余先生便足稱方以智之異代知己。近年方以智相關的史料文獻大量問世。閱讀方以智，正好可以在《方以智晚節考》初版發行五十週年之際重新開始。事之難能與巧合如此，不可以不記。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作者為中研院研究員，本文選自《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