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於主權範圍同樣採取浮動觀點的中共，卻長期反對聖座彈性延伸領土外主權的宣稱，這個訴求最明顯發生在1995年9月北京召開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教廷代表以聯合國觀察員身分參與會議，並以附件陳述教廷對合法墮胎權的關切。然而，中共組織超過70個不同地區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連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要求重新審議聖座在聯合國的非成員國永久觀察員地位；他們主張，聖座是以宗教實體的角色參與聯合國活動，而不是以國家身分，聖座不應比其他世界性宗教和非政府組織有更多特權。
中共並不接受聖座以一個宗教實體結合國家形式在世界影響各地的信仰意識。因為從中共對於宗教高度警戒的基本立場來看，雖然形式上宗教都勸人為善，但中共期待的宗教必須是在黨管制下的宗教，今天黨希望宗教中國化，宗教就得學習中國化，中國天主教的實質最高領袖得是中共本身。
因此，即便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共與教廷的接觸日漸增加，甚至2018年中共與聖座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承認教宗為天主教會領袖。然而，中共從未放棄運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彰顯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天主教會最高指導機關的權力。
從中共外交部選用教皇而非教宗的用詞選擇，顯露出中共外交的玄機。筆者經過上述推敲，認為有兩個潛藏的意涵。其一，中共並不承認教宗是天主教會「唯一」最高領袖，中國共產黨仍須在天主教事務佔有領導地位。其二，統稱教皇更能將聖座與主權的關係，定錨在教皇國時期在實質統治領土上施展主權的西伐利亞體系精神，避免承認基於梵諦岡城而復甦的聖座擁有可彈性延伸的主權範圍，亦即明確訂出教廷可施展主權的範圍，只限於有限的領土上，而這樣的領土從中共觀點很可能只限制於梵諦岡城內。
中共領袖毛澤東曾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提示，「所有的發言、報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
字斟句酌，這樣高深莫測的政治盤算，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特色。使用「教皇」，而不使用中文通稱的「教宗」，背後的觀念應要更多推敲與討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並沒有外界思考地那麼簡單。
＊作者為博士生，教廷The Economy of Francesco青年學者，著有《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