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舉辦例行記者會，中新社記者問，「梵蒂岡前教皇本篤十六世葬禮於1月5日舉行。請問對此有何評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答，「『中方』對前教皇本篤十六世逝世表示哀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已代表中國天主教600多萬神長教友向教皇方濟各致唁電」。
中共外交部的說法，正式用了早期對教宗的稱呼，這樣的說法，我們要怎麼解讀？筆者認為這是理解中共和聖座外交博弈的關鍵看點。
聖座(the Holy See)在中華民國外交體系，通常慣用羅馬「教廷」(Roman Curia)或「梵蒂岡」城國(the Vatican City State)代稱這個古老的國家。
不過在這些說法之前，有段期間教宗的國家也稱作「教皇國」（Civitas Ecclesiae【教會的諸邦國】，也有英譯作Papal State【教宗的國家】），領導天主教會的羅馬主教亦因此被稱為「教皇」，或如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譯作「教化皇」。
中共顯然是援引「教皇」的概念來稱先教宗本篤十六世及教宗方濟各。
不過什麼是教皇？與教宗的概念有什麼差別？
當前教宗的完整且正式頭銜是：
羅馬教區主教、基督的大司祭、宗徒之長的繼承人、普世教會最高教長、義大利首席主教、羅馬教省總主教、梵蒂岡城國元首及天主眾僕之僕（Episcopus Romanus, Vicarius Christi, Successor principis apostolorum, Pontifex Maximus, Primatus Italiae, Archiepiscopus ac metropolitanus provinciae ecclesiasticae Romanae, Princeps sui iuris civitatis Vaticanae, Servus Servorum Dei）
但很少人只以「羅馬主教」稱呼教宗，傳統教會國家也多以較為親切的稱呼，稱教宗為「聖父」(Holy Father)。不過，選擇使用教宗、教皇、聖父、法王等稱謂，筆者認為至少在中文語境內－－特別是在字斟句酌的中國共產黨內－－選用哪個詞彙，其實反映著中共的立場。
天主教會早期，在羅馬帝國將教會合法化後，雖然陸續有人將領土奉獻給教會，但這樣的奉獻僅為掛名的榮譽性質，而不是實質管轄。直到西元754至781年間，法蘭克人將義大利中部的領土獻給教宗，教宗這位「羅馬主教、宗徒長伯多祿的繼承人」才有實質管轄俗世領土的權力。
擁有土地，且在土地上執掌權力，這樣的羅馬主教和他的土地，在我們亞洲語境中，常概稱為教皇及教皇國。教皇國自西元781年持續運作到1870年，長達近1100年。
教皇國在1870年義大利民族統一者佔領羅馬城後，有名無實。喪失教皇國多數領土的教宗，退守梵蒂岡城內，足不出城，史稱「梵蒂岡之囚」。直到1929年，教宗庇護11世與墨索里尼政府達成協議，由義大利承認聖座基於梵蒂岡城(Vatican City)建立梵蒂岡城國(the Vatican City State)，聖座的領土，才重獲法理依據。
日後，各國多尊重教宗與義大利政府達成的協議，並為區分過去教皇國與現在運作中的聖座，統一稱呼為聖座(the Holy See)；而對羅馬主教，則尊重教宗為天主教會唯一最高領袖，稱為教宗。
1870至1929年間，教皇國因為喪失近全部領土，在西伐利亞體系下，有些國家認為教皇國已經滅國，與教皇國的外交關係有名無實。
然而在這期間，為天主教會及教宗辯護的神學家，從歷史和教會史提出「聖座以國家形式存在的基礎是基於天主教會，而不是俗世領土」的論點，為聖座提出一套主權觀點。有些國家接受這套觀點，更願意在此期間與教廷建議外交關係。此論點日後被重複強化使用，順理成章將聖座的主權範圍，延伸到梵蒂岡城國範圍之外。
具體的案例，例如郵政。寄信到教宗方濟各寢宮瑪爾大之家，地點在梵蒂岡城國內，正確地址寫「梵蒂岡城國」沒有太多爭議。然而，教廷的萬民福音部地點位在羅馬知名觀光景點「西班牙廣場」(Piazza di Spagna)，依照聖座主權延伸的觀點，義大利郵政實務上要求必須把這個地點的國別寫作「梵蒂岡城國」否則必須向寄件者收取「轉送費」。
不只梵蒂岡城國內或教廷在羅馬的機構，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館址位於羅馬協和大道上，但義大利郵政實務也要求視作「梵蒂岡城國」並同等對「誤書國名」的寄件者收取「轉送費」。
明明這些地點都不在梵蒂岡城國內，但聖座的實質主權卻延伸到這些地點，並在實務中持續調整「何為聖座主權範圍」的實踐。教廷並沒有出版一本手冊，說明「在哪些領土上或建築物內屬於聖座的主權範圍」，目前對於聖座領土的範圍，似乎取決於實務認定的案例。
從浮動的主權範圍來看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有其相似之處。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南海九段線及臺灣主權的聲索。
只是兩者差別在於，聖座主權範圍的主張是基於三維的物理空間，而中共的主權聲索甚是涵蓋時間的維度，正如中共所說「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對於主權範圍同樣採取浮動觀點的中共，卻長期反對聖座彈性延伸領土外主權的宣稱，這個訴求最明顯發生在1995年9月北京召開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教廷代表以聯合國觀察員身分參與會議，並以附件陳述教廷對合法墮胎權的關切。然而，中共組織超過70個不同地區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連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要求重新審議聖座在聯合國的非成員國永久觀察員地位；他們主張，聖座是以宗教實體的角色參與聯合國活動，而不是以國家身分，聖座不應比其他世界性宗教和非政府組織有更多特權。
中共並不接受聖座以一個宗教實體結合國家形式在世界影響各地的信仰意識。因為從中共對於宗教高度警戒的基本立場來看，雖然形式上宗教都勸人為善，但中共期待的宗教必須是在黨管制下的宗教，今天黨希望宗教中國化，宗教就得學習中國化，中國天主教的實質最高領袖得是中共本身。
因此，即便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共與教廷的接觸日漸增加，甚至2018年中共與聖座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承認教宗為天主教會領袖。然而，中共從未放棄運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彰顯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天主教會最高指導機關的權力。
從中共外交部選用教皇而非教宗的用詞選擇，顯露出中共外交的玄機。筆者經過上述推敲，認為有兩個潛藏的意涵。其一，中共並不承認教宗是天主教會「唯一」最高領袖，中國共產黨仍須在天主教事務佔有領導地位。其二，統稱教皇更能將聖座與主權的關係，定錨在教皇國時期在實質統治領土上施展主權的西伐利亞體系精神，避免承認基於梵諦岡城而復甦的聖座擁有可彈性延伸的主權範圍，亦即明確訂出教廷可施展主權的範圍，只限於有限的領土上，而這樣的領土從中共觀點很可能只限制於梵諦岡城內。
中共領袖毛澤東曾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提示，「所有的發言、報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
字斟句酌，這樣高深莫測的政治盤算，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特色。使用「教皇」，而不使用中文通稱的「教宗」，背後的觀念應要更多推敲與討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並沒有外界思考地那麼簡單。
＊作者為博士生，教廷The Economy of Francesco青年學者，著有《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