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知道去哪，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
達賴喇嘛
1959年3月17日，中國駐軍向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居住的宮殿羅布林卡發射2發炮彈，這是死亡警告。王宮內的每位官員，腦子裡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達賴喇嘛的生命必須保住，必須立即離開王宮，逃離拉薩。這個決定不是件小事，風險非常大，整個西藏的未來就全靠此了。
一道神諭，決定了達賴喇嘛和西藏的命運
此時，達賴喇嘛這位未滿24歲的年輕僧侶和西藏政教領袖顯得非常猶豫：「我們沒有把握能成功逃出。就算我能成功逃離拉薩，我該到哪去呢？到哪裡得到庇護？更何況，如果我走了，中國人會不會毀滅我們的聖城，屠殺我們的人民？或者，如果人民聽說我已經走了，他們會不會離開王宮，而挽救一些人命呢？」如何做出決斷？達賴喇嘛在自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簡單地寫道：「如果我留下來，只會給我的人民，和最親密的朋友，帶來更多痛苦。我決定走。不用說，我祈求指引而且得到了指引。」
對於是走還是留，達賴喇嘛輕輕吐出一個字：「Kuten。」在藏語中，這個詞的意思是「神諭」。西藏政府的守護神為佩阿嘉頗，由於其過於威猛，不能直接與世間接觸，必須通過「降神者」作為「物質基礎」，才能與人間溝通。此時，「降神者」洛桑普美身穿重達70磅的法衣和高冠來到大殿，鼓號響起，僧侶開始誦經。洛桑普美漸漸進入迷狂狀態，面容扭曲，眼睛突出，呼吸急促，陡然間，他發出一聲高喊，這聲高喊不僅改變了在場所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西藏的歷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態迷狂的「降神者」抓起紙筆，清除地畫出一條路線圖。
後來，達賴喇嘛回憶說，他在出逃前一兩天晚上夢到：「如法勤行勝道之，十法行時誠祈願，恆得大力護法助，令吉祥海遍十方。」夢中，在他面前坐有諸多住持，一起持誦這偈句。
多年後，學者李江琳在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時提問說：「當您做重大決策時，為什麼總會請乃穹神諭降神？您覺得他的預言可靠嗎？」
達賴喇嘛說：「我不記得乃穹說錯過，一次都沒有。」
李江琳接著問：「您覺得乃穹對您的決策有決定性的影響嗎？」
「不完全如此，」達賴喇嘛回答：「乃穹神諭的話只是供我考慮的因素之一。我還會參考其他因素。」
李江琳在《一九五九，拉薩》一書中認為：「在作出重大而困難的決策前請示神諭，是藏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請示神諭體現了藏人對世界和自身關係的理解。從人類學和宗教學的角度來看，神諭這一文化現象，是理解藏文化的一把鑰匙。」但是，達賴喇嘛的回答卻存有自相矛盾之處：若神諭只是參考因素之一，若其他因素與神諭截然相反，又該如何判斷？達賴喇嘛對神諭的態度，像他晚年對轉世的態度一樣——鑒於中共在其去世後必定會像炮製「假班禪」那樣炮製「假達賴」，他多次表示，或許他會終止轉世制度，或改用羅馬天主教選舉教宗的方式「選舉」新一任達賴喇嘛。但此一改革可能會傷及藏傳佛教的根基。
達賴喇嘛的出走，既是宗教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在充分現代化的、基督教傳統的國家，領袖一般不會用祈禱決定政治決策。但達賴喇嘛出走，必須經過神諭這個環節，表明西藏的政治尚未現代化。停留在中古時代的西藏的政治經濟架構，不足以抵禦共產黨的攻擊。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歷史細節是：1950年10月15日，昌都總督阿沛的隨員崔科用美國人提供的無線電發報機通知拉薩共軍攻擊的消息，但噶廈的一名助理丹拉告知，噶廈們都在野餐，不能打擾。崔科生氣地說：「吃屎野餐！」這是拉薩與昌都之間最後的通訊。
達賴喇嘛早年就對現代科學技術產生強烈興趣，著迷於鐘錶、望遠鏡、電影放映機、發條士兵、汽車等機械物品，並會拆卸修理。他曾用望遠鏡觀察月球，意識到月球只是有坑洞的岩石，而非佛經中說的會發出光芒的天體。宗教與科學的衝突與融合，一直是其流亡生涯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議題。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作出逃亡的決定後，達賴喇嘛一行在1天之內啟程，除了必要的東西，沒時間整理帶走宮殿內歷代收藏的珍寶典籍。他們決定分成1小隊1小隊地離開，達賴喇嘛的母親、姐姐和弟弟作為第1批，達賴喇嘛作為第2批。大約9點半，達賴喇嘛換上一套士兵服和一頂皮帽。「我最後一次來到自己的祈禱室。坐在我的法座上，打開面前的佛經，開始誦經，直到唸到佛陀教誨弟子具備勇氣的經文。然後我合上經書，為這個房間加持祝福，將燈熄滅。走出來的時候，我腦子裡平靜如水，只聽到自己踏在堅實地面上的腳步聲，和萬籟俱寂中時鐘的滴答聲。」他從士兵手中接過一桿槍，挎在肩頭，偽裝完成——這大約是達賴喇嘛一生中唯一一次與槍這種殺人武器親密接觸。
他們悄然騎馬上路，沒有人發現達賴喇嘛隱藏在一隊士兵當中。次日早上8點，他們到達切拉山口下方，登上一段長長的陡坡，「道路崎嶇艱險，我們越過雪線，有些馬和騾子開始掉隊」。然後，他們渡過寬闊的布拉馬普特河，抵達拉美寺。他們一連騎馬趕路18個小時，早已疲憊不堪，遂入寺休息。幾個小隊的人馬先後來此結集，隊伍擴大到5百人左右。
此後5天，他們白天行走，晚上在村莊或寺廟過夜。到了邊境小鎮欽耶，停留1天，討論未來去向。此時，達賴喇嘛希望與中國談判，自己可留在西藏境內。但很快傳來羅布林卡乃至整個拉薩被轟炸的消息，「中國人最終明白，西藏人民永遠不會甘於接受外來統治。因此中國人現在以無情的屠殺來震懾西藏人民」。達賴喇嘛意識到：
從那一刻起，我別無選擇，只能離開我的國家。我留下來已無法幫助我的人民，而且，中國人最後一定會逮到我。我能做的只有前往印度，請求印度政府庇護，在那裡竭盡全力讓各地的西藏人民繼續保持希望。
在路上，達賴喇嘛與保護他的康巴游擊隊成員們坦率交談，儘管他秉持非暴力信仰，但他欽佩這些勇士為藏人的自由、文化和宗教而戰的勇氣和決心。他們在高山地帶又走了一個星期，來到名叫曲多江的小地方。那是西藏最窮的地方之一，但當地居民熱情款待他們一行。隨後，翻越險峻的紮拉山口，來到被稱為小布達拉宮的隆子宗城堡，並在此建立臨時政府。但中國的追兵正在靠近，他們繼續上路，達賴喇嘛意識到此一可怕事實：「不管我們停在山裡什麼地方，中國人總會找到我們，到頭來，只會引發更多戰鬥，導致更多勇士為保護我而犧牲。」
在喇拉格山口，一行人遭遇暴風雪，天氣嚴寒，手都凍僵，眉毛上掛著冰屑。由於沒有帶更多禦寒衣物，讓身體保暖的唯一辦法就是走路。他們看到空中有共軍的飛機飛過，所有人都下馬，分散開，大部分人蹲在大岩石後面躲避。由於飛機的出現，表明雪域高原再也無法庇護藏人，這也再次強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的決定。
他們來到西藏境內最後的村落，這個村落名叫芒芒。此前派去接洽印度政府的官員早已在此等候，告知印度政府願意給予達賴喇嘛庇護。在這裡，他們感到安全，在帳篷中解衣酣睡，以前一路上都是和衣而眠。次日早上，達賴喇嘛病倒了，不得不在此多停留一天。次日，他的身體仍未康復，無法騎馬，只能騎上一頭性情溫和的牛上路。達賴喇嘛騎著這頭牛順利而平靜地進入印度，就像老子騎牛出函谷關一樣，「就用這原始的西藏交通工具，我離開了我的國家」。
從少年時代即留學中國、印度和西方的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在回憶錄中說：「迷信的人很容易認為那次逃亡的過程是個奇跡。但那一次的逃走不是個奇跡，而是眾人齊心的結果，包括達賴喇嘛身邊最親近的人如帕拉、宮務大臣、一兩位內閣成員、他的近侍、顧問、護衛隊、以及反抗鬥士們。他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家人以保護達賴喇嘛。他們的計畫從來沒有走漏消息，他們從未告知家人朋友，甚至未能跟他們道別。不靠外在的協助，他們安排打點了每一件事。中央情報局沒有幫忙，他們甚至根本不知道達賴喇嘛已經離開，直到他出走好幾天以後才收到消息。」
達蘭薩拉：民主在流亡中轉型
達賴喇嘛與噶廈成員抵達印度後，在印度政府許可之下，藏人行政中央在喜瑪拉雅山脈山腰的達蘭薩拉開始運作。由於達賴喇嘛磁鐵般的吸引力，此後數10年間，數10萬名藏人逃離中國殖民統治下的西藏，來到達蘭薩拉及世界各地。很多人在逃亡路上遭到中國邊防士兵槍殺。繼達賴喇嘛之後逃離西藏的最著名的宗教領袖，是噶舉派第十七世噶瑪巴·伍金赤列多吉——這位年僅14歲的大寶法王在印度發表聲明說：「1999年12月28日，在黑夜籠罩下，我和幾位貼身侍從，離開了我在西藏的寺院出走到印度。離開家鄉、寺院、僧眾、父母、家庭和西藏人民的決定，完全是我個人的決定。」
逃離中國之後，達賴喇嘛積極向全世界傳播藏傳佛教中非暴力和和和平主義的觀點，強調慈悲、包容等倫理價值的重要性。他逐漸成為除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國都高度尊重的宗教領袖，幾乎擁有與梵蒂岡天主教教宗同樣崇高的地位。達賴喇嘛於1989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其著作在西方成為超級暢銷書。當初在逃亡路上，他或許沒有想到，正是因為他的逃亡，過去局限於雪域高原的藏傳佛教發展成一種世界性宗教。
現在有超過10萬名藏人生活在印度，還有數萬藏人離散在世界各地，大部分人（包括達賴喇嘛）被認為是「無國籍人士」，在任何國家都沒有公民身份或護照。聚居最多流亡藏人的達蘭薩拉，成為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生活在達蘭薩拉的丹增尊珠說：「我們被告知，最終，我們將回到我的祖父母和父母所離開的這個國家。所以，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美好的故事。
後來在學校裡，我了解了政治局勢。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明白，我們的國家被中國占領了，我們是流亡者。我們在印度的同情下生活在印度。」中共政權對西藏的統治嚴厲而殘暴，西方國家儘管尊重達賴喇嘛，卻拒絕在西藏議題上對中共施加更加的壓力。西藏的自由與其他地方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拉吉警告西方國家說：「世界最終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對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一種威脅。我們要讓他們知道，並提醒他們，在過去60年裡，我們一直在這樣抵抗著。我們幾代人都在他們的政權下深受苦難，我們不希望整個國際社會都成為受害者。」
達蘭薩拉還沒有中國的一個小縣城大，在經濟上也難以自給自足。但是，達蘭薩拉在半個多世紀以來漸漸成為所有西藏人心目中的聖地，流亡藏人也在這裡學習以民主的方式生活和治理，這在西藏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台灣學者蘇嘉宏在《民主在流亡中轉型》一書中，將達賴喇嘛形容為「流亡藏人民主政治的訓政導師」。1962年，達賴喇嘛宣布西藏民主憲法《流亡藏人憲章》，將藏人行政中央轉化為代表全體西藏人民的民主政府。2011年3月14日，為推行民主制度，達賴喇嘛致函第十四屆西藏流亡議會全體議員，宣布決定轉移職務權力，他自己不再擔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領導人職責」，交由人民民主選舉產生的藏人行政中央領導人承擔所有政治權責，他完全從流亡政府中退休。隨後，《流亡藏人憲章》修正案中，將達賴喇嘛改為「西藏人民的守護者和保護者，象徵西藏人的身分和團結」。由此，流亡政府實現了「政教分離」。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弱小的藏人走在貌似強大的中國人之前，成為中國未來民主化可以學習的榜樣。
幾乎所有的藏人都尊重和愛戴達賴喇嘛，但未必讚同達賴喇嘛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從現實操作層面，僅僅尋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因被中共蠻橫拒絕而告失敗。更多年輕藏人流亡者趨向於追求西藏獨立。而達賴喇嘛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幻想，有點類似於同是流亡者的索忍尼琴——只不過，索忍尼辛希望將東正教與民主社會主義結合，達賴喇嘛則希望將藏傳佛教與民主社會主義結合。達賴喇嘛是一位備受世人尊崇的宗教家，卻未必是一個能應對現代挑戰的政治哲學家。
2012年秋，我逃離中國抵達美國半年多之後，有幸在紐約與達賴喇嘛有過一次長達1個多小時的會晤。我是基督徒，不會像佛教徒那樣將達賴喇嘛看作是「人間神」，但我在這位老人身上發現了讓人如沐春風的人格魅力，超越此前我見過的絕大多數「大人物」。我講中文，達賴喇嘛的中文不太好，我們的交流需要翻譯。在我談話時，他一直笑瞇瞇地、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後來，他特地從桌子上拿一個紅蘋果遞給我4歲的兒子。早年顛沛流離的悲苦，在他身上早已化作雲淡風輕，他有顆孩子般純真的心——好幾年後，兒子還清晰地記得那個給他蘋果的老爺爺慈祥的面容。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