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全球無數抗議者走上街頭，他們抗議的原因包括委內瑞拉的能源短缺，伊拉克的腐敗問題以及美國總統川普的歐洲之行。
「抗議很重要，因為能給我們希望，」7月中旬參加倫敦示威的羅蘭（Ellen Rowland）說，「那裡能感受到很多積極性，讓我相信可能會帶來改變。」
有搶眼的標語和橫幅，倫敦、布魯塞爾和赫爾辛基反川普的抗議者顯然獲得了極大關注。但是除社交媒體熱議之外，民主國家官方批准的街頭遊行真的會有很大影響力嗎？
西方人抗議他們不喜歡的美國總統，拉丁美洲和中東的抗議更基本的問題——通常是生死問題。這兩者有根本區別嗎？
在這個炎熱的夏天，許多不滿暴露出來時，許多人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2003年冬天，幾乎有100萬人走上倫敦街頭，呼籲政府不要參與伊拉克戰爭。超過60個國家舉行了類似的抗議。
「真的能感覺到，如果我們齊心協力，能改變事件進程，」住在倫敦的西班牙人加西亞（Carmen García）當時27歲，「我能感覺到大眾的力量」。
儘管公眾的反對聲浪強烈，美國和英國卻在數周後與伊拉克開戰。
對那些所謂的「抗議懷疑論者」來說，這仍是一次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因為能證明他們有理：這是一項大型的、組織有序的事件，但未取得實際成果。
學者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和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曾出書討論抗議運動，他們將這些活動稱為短暫的「民間政治」。
他們說，現今的抗議是「政治轉化為消遣，或可能是政治讓人上癮的體驗，不是能改變社會的事情」。
抗議有用嗎？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輕易否定西方民主國家的抗議。
曼徹斯特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昂納池（Olga Onuch）說，有組織的街頭抗議活動可以提醒大家：人們有權利也有力量呼籲變革。
「我不認為抗議者希望川普的飛機掉頭，」她說，「他們更多是表達『我們不喜歡這件事，我們把這種不喜歡表達出來了。』」
有人將反川普的抗議與美國1963年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對比。「他們對建立士氣很有幫助，」草根組織者考夫曼（L.A. Kauffman）說。他曾出過一些關於抗議活動的書。
哈佛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研究發現，西方民主國家的抗議不一定會讓政策立刻轉變，但是有明顯的影響，能讓人們在政治上更積極主動。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格雷貝爾（David Graeber）對BBC說：「影響可能是長期的。」
「我們生活在一種『即時滿足』的文化中，所以如果我們第二天沒看到立法的變化，我們傾向於認為，抗議已經失敗了。當然不是這樣。」
這也讓許多人認識到，儘管他們人數可能眾多，但他們往往不代表大多數人。
例如，英國的反脫歐示威就是如此。昂納池說，這次抗議並未阻止英國脫歐，但是它為英國退歐的反對者有了一些重要影響。
「抗議讓大家聽見了他們的聲音，」她說，「幫助他們塑造了集體認同，讓他們的想法傳播、影響他人。」
地區間的不同
與今年夏天歐洲街頭有組織的示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上其他地區也有抗議活動，其中一些遠沒有這麼平靜。
在尼加拉瓜，對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發起數月的抗議後，超過300人死亡。
在加薩地帶，超過130人死於以色列邊界地區的抗議活動；在伊拉克，也有數人在抗議電力短缺和腐敗的示威中喪生；在委內瑞拉，人們也公開表達了對停電的不滿；在俄羅斯，也有人抗議養老金制度改革。
昂納池說，這些抗議有許多不同，「通常基本權利受到威脅。有一種緊迫感和絶望感，生命在危機關頭，這種情況在西方不多見。」
考夫曼說，抗議像工具箱裡的工具，每個工具都有不同的用途。因此，需要根據他們的目標和動機來評估他們是否成功。
社交媒體的影響
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的出現，對全球各種抗議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數位時代的抗議僅僅是一條推特或者臉書帖子。但是最終，這些抗議通常無人引領，將意圖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
社交媒體更加讓人們感覺到，走上街頭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你感覺很不錯，因為你在行使你的『抗議公民權』，」昂納池說。
BBC記者也在倫敦街頭髮現，反對川普的抗議者參加示威的動機不同，但顯然，他們都感覺團結起來帶給了他們力量。
總是參與抗議活動的考夫曼說，創造動力只是開始，在更長期來看帶來變革很可能是「一場長期、艱難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