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劉曉頤自言她心目的詩神是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和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但若論最為思慕的文學愛人，則是俄羅斯白銀詩人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或稱巴斯特納克）。
以詩與人的合相綜觀而言，劉曉頤對帕斯捷爾納克情有獨鍾，她說到，國人對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往往更有興致，或許是因為他的悲劇性質與英雄氣概。而帕斯捷爾納克在獲諾獎後，最常被人詬病的便是在政治上的懦弱，順服於蘇聯當權。但據她的觀察與回溯，帕氏其實是個有情操的寫作者──帕氏會憑自身相對優渥的處境接濟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等弱勢詩人，更為了懷孕中伴侶的安危而毅然放棄諾獎，他也曾在電話中替曼德爾施塔姆說話，冒險向史達林求情，挽救了對方的性命。
在我眼中，劉曉頤一向是個重情的寫作者。當被問到這種創作裙帶關係的觀察與發現如何影響她的創作時，劉曉頤毫不諱言，她時常激烈地將心境代入到那些最偉大的創作心靈當中，以同感，甚至就是共情的方式，跨空間與時點，如同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戲劇獨白」（Dramatic monologue），或葉慈（W.B. Yeats）所說的「面具」（The masks），作為自己寫詩的一套方法。以實際作品來看，劉曉頤就曾以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向帕斯捷爾納克寄託感情而無疾而終，最後的一句告白「我想為你生一個兒子」為題，代入其中，發展情感，鋪陳為一首宣言式的詩作。
之所以特別關注白銀時代流亡詩人在政治環境壓迫下，野草般的生命氣質，正因為劉曉頤自身在學生時期，就對剛烈的英雄氣概有種無法言說的嚮往，同時，或許也參雜著相對柔性、未成熟的少女情懷，這兩個面向的矛盾與糾纏，脆弱與旺盛之互補與相襯，綿貫了劉曉頤的精神生涯與寫作風格。
大學時期，劉曉頤的第一個文學愛人其實屬川端康成。日本戰後文學的劇烈影響，是空襲式的。她曾以《雪國》為報告題目，翹課到咖啡廳趕稿滔滔然寫下兩萬字論文，非常沉浸而折服於文學作品自身所帶的美麗光輝，特別是對日本文學作品中「剛柔並濟」的筆鋒所吸引，既是艷溢錙毫，卻也帶著一股剽悍剛烈，令她十分著迷。或許，在曾經的文學少女眼中，那可感的，卻不可言說的事物特別有魅力。
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乃至深作欣二的電影《大逃殺》裡頭，俱存在一名核心的「失落者」，或者說，就是「邊緣人」，這其實是劉曉頤的生命經驗中時刻關注的一個課題，無論是對自己或他人。
在交友處世上，劉曉頤也不乏許多酷兒朋友，與他們心靈相投，年輕時經常和他們一起上酒吧談天說地。另一方面，無論是磁場的吸引或者心靈的共情，她在中文系畢業之後曾一度想轉往社工體系發展，進行諮商培訓，陪伴其他脆弱心靈。她不曾中斷的善感與同情，這顆玲瓏剔透的心，不分你我，如磁石吸收著四周的情緒，卻被一場意料之外的憂鬱之冬和厭食症所侵擾，磁心，產生了裂痕與縫隙。
那段時間，工作動力與生活節奏盡數渙散，迫於無奈，她一面尋求低負擔的心理諮商，一面從事著較低強度的工作。
在遭遇重創的那段期間，甚至更早，自大學開始，劉曉頤就是靠著信仰和寫作來舒緩自身的易感，克服焦慮。她自言曾將《聖經》讀得很熟悉。說到《聖經》，我們也談及猶太詩人奈莉‧沙克斯（Nelly Sachs），繼而談到安‧卡森（Anne Carson）、露意絲‧葛綠柯（Louise Glück）等名揚國際的女詩人，對我們而言俱屬熟悉。除此之外，雅各泰（Philippe Jaccottet）和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的詩與論述也都很受她欣愛。曾出版的詩集《靈魂藍：在我愛過你的廢墟》，副標正是致敬另一名國際詩人，李立揚的「我愛你的這座城」。
回到閱讀來談，在中國古典方面，劉曉頤表示較少有這一系譜的文學愛人，但在中文系的訓練下，始終喜歡哀感頑豔的美文風格，譬如納蘭性德、姜夔、蘇東坡。雖說如此，實際心有所感的，其實還是對文學家「人」的成分寄予愛意與崇敬，其次，才是對他們運詞引譬的技術層次有所欣賞。
首先是人，唯誠與真，其次才是辭，談形式技術。在此，劉曉頤不無自省地說到，戀詞之癖，其實也會損害詩意。
故而當她提到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所說的一句：「詩之所以有別於其他文類，是因為它能寫出形而上。」她表示慚愧。我不無震驚地聽著她的告解：「我以為自己是朝這個方向走，將詩寫得華麗，超脫現實，以為自己寫出了形而上，其實，我寫的可能只是美文。」自損對創作者已不容易，何況是挾著對前輩大師的反覆咀嚼、重新理解。這一席話，使我更加深刻地認識了劉曉頤。
詩人劉曉頤的閱讀自國中已始，起步得早，然而前期的筆耕始終都是默然自力，其後，初初步入社會，上班工作日日夜夜，若說手藝生疏也時有所感，曾有近十年只寫散文，也不免遇到筆墨乾枯之際，為了產出一篇文章而在漫漫夜色中戮力灌酒，將靈感尋索。
更早呢？她曾是一名喜歡聽牢騷系搖滾樂團Tizzy Bac的女孩，被那種苦中作樂，哼哼哈哈的歌詞所擊中：「我天生勞碌的命，適合演獨角戲」，使她回憶起成長過程中，自身的敏感脆弱，和極性反轉之下，過度的天真與熱情。
她也曾是霍洛維茨的樂迷，最嗜聽他的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即便沒有好的音響設備，也無特意搜索其他版本來做比較，唯偶然間，聽它脫穎而出，那種打動，那種激情，直接如命運。或如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年輕時她曾偕同學買票進音樂廳，坐最後一排靜靜聽。最早最早，我們屏除所有濾鏡，看見的是這樣一名純愛文藝的天真少女。至今，在我看來，她的磁心縱然有裂痕，但內部的銀質從未鏽蝕，仍然光潔，纖亮。
在訪談的最後，她特別表達對軍人父親的感謝。
高中升學期間沒有時間買書，都是由爸爸一本一本買來的，其中包括了昂貴而厚重的《紅樓夢》。有段時間，她因生長環境的壓力而叛逆（國中時期的邊緣性格，被同學排擠，也在升學至上主義的A加班教學現場中，被排定坐在特別席）。意氣之下，她一度認定讀書未必天底下一等重要的事，這樣的特立獨行被導師指為異類，排擠與壓力更甚。畢業後，一名重情重義的姐妹陪伴她在K書中心，但安安靜靜地準備聯考豈能安耐得住？再次甩開一切，她索性逃離，與拉K的壞朋友們出去混，但也因為自己洗脫不掉的書生本性，被對方看不起。
所謂裡外不是人，始覺自己無處可依。
幼年身體不好，對灰塵過敏，劉曉頤的爸爸本是一天兩包的菸民，因她而一口氣戒掉。然而，在十七、八歲，在暗夜中，流離奔跑到巷口街燈下的少女，她將菸一根接著一根吸盡，撚熄，將化成灰的時間踩在腳底──我們不知道，已有多少次她感到無處可去。
終於有天，家裡發覺事態不對，爸爸偶然間說了一句：你以前不是很喜歡讀書嗎？竟將她徹底拉回所真正熱愛的事物當中：書籍，與親情。
前幾年大病初癒，體力不佳，無法勝任正職工作，劉曉頤自言，爸爸從不怨嘆她不爭氣，而會關注她的文學成就，給予鼓勵，以她為榮。這是她長年以來的寫作動力，也是她往後的日子裡重要的憑依，在每天醒來戒了菸的早晨，在晨光傾落的書架前，在下午昏黃的稿紙堆中，在夜晚照顧眠夢中的兒女，這一切，都使她感到生活能夠賴以為繼。
＊作者為詩人、特約記者。本文原刊文創達人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