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和與世俗脫節的菁英造就了民粹主義。與人民脫節且支持度日益減少的高階族群，開創了民粹主義者利用的機會。他們盡可能分化政治領域的兩極，無所顧忌地使用各種真相或謊言來激發、組織及動員支持者。對民粹主義者來說很幸運的是，將菁英分子描繪成冷漠和脫節的模樣簡直易如反掌。冷漠和脫節是構成菁英分子的基本要素，因此，新一代的民粹主義者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可用的素材。
自由民主體制奠基於法律以及議會與法院等常設機構。較不明顯但同樣重要的是，自由民主體制也仰賴常規：不成文但普遍被接受的界限界定了做事的準則。常規是歷史緩慢而微妙地發展下來的結果，它會隨著時間滲入制度的DNA之中。常規是每個人都懂的規則，無需明確指出。
正如迪昂(E. J. Dionne)、奧恩斯坦和曼恩之解釋：政治規範的定義為「一種標準或模式，尤指群體的典型或受期望的社會行為」。某人在特定社會環境中應該展現的行為模式，就是政治規範。平常我們不會充分體會到規範的力量，直到有人經常違反它。違反規範往往會引起連鎖效應：當某人打破傳統和期望時，以前被認為不適當的行為會被正常化、被有樣學樣。
隨著時間的推移，規範網絡將政治中何謂適當與何謂不適當一些心照不宣又強而有力的共識，都串連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政治學家史蒂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所謂的「民主的軟護欄」，一種「應該如何做」之隱含性共同概念，將一種民主政治文化維繫成形。
新一代民粹主義者認為民主規範是特別誘人的目標，正是因為規範是不成文的，似乎可以挑戰。要如何檢舉某人違反了一項從未明確書寫的規定？即使是指出某項規範被打破的過程也會削弱規範本身，因其將曾經心照不宣的事務攤在檯面上，而能夠成為辯論和攻擊的題材。
這即是規範的悖論。潛規則對民主國家的健全至關重要，但是因其不成文的特性，規範是不明確的，卻也因此而脆弱。規範很重要但也很薄弱，而3P獨裁者知道要去猛烈抨擊對他們權力單薄的約束。但更棒的做法是，無視規範的話可成為另一種領導者，而且可以破壞權力的限制，一氣呵成。
川普打從一開始就證明他天生是這種風格的大師，可能是因為他本來就從未真正理解這些潛規則，因此未能理解他做錯了什麼。川普的違法行為及他願意無所不用其極地完成目標，決定了他獲取權力的手段。川普就職期間，華盛頓成了政府機構的聖牛屠宰場。他沉醉於一次次做無人做過的事情，從任命業界親信管理其代表的產業(極端例子如任命支持燃煤的政治說客為環保署長)，越過他的情報部門逕自公開支持美國的獨裁對手，袒護揮舞火炬的新納粹抗議者在二○一七年夏律第鎮的「團結右翼」集會，無視國會傳票，拒絕承諾接受二○二○總統大選的結果，似乎沒有任何一項規則能免於總統的侵犯。這一連串的不法行為打醒了華盛頓的政治評論家，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擲地有聲地寫出他們的心聲：這些自覺精明的人看不見川普的特殊政治才能，亦即對每個對手弱點的直覺，對自己的狂熱奉獻，如何將其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以及持久力。他們也沒有意識到共和黨的嚴重衰敗，到二○一六年，在共和黨不擇手段追求權力的虛無主義中，已一去不復返。他們沒有理解多數美國人願意接受、甚至欣賞川普對民主規範和舉止得體的蔑視。直到這樣的領導人到來，才理解到有多少看似堅如磐石的事情，原來都建立在那些脆弱的規範上，而這些規範又大幅度仰賴公眾輿論。
規範的消失暴露了總統的真正權力。法律先例可以一鍵刪除；執法部門未必獨立
於白宮之外；三權分立只是君子之約；透明的謊言比確鑿的事實更加有效。直到
川普成為總統之前，政治階層對此一無所知。
史奈德於他的《暴政》(On Tyranny)完美說明其看法，正是在川普執政期間對民主的軟護欄發動這一連串攻擊，俄羅斯的影響力才會如此嚴重地在美國暗中發酵。史奈德在二○一九年對採訪者說：「我們的民主正在惡化，俄羅斯是最好的先例。這不僅僅是俄羅斯幫助川普先生當選，而且俄羅斯的某種政治模式已廣泛傳播。」
其他3P獨裁者喜歡更加漸進的方法，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淡化打破規範的衝擊。此為打破常規版的溫水煮青蛙，若把青蛙丟進沸水中，牠會直接跳出來，但若放在溫水中逐漸加熱到沸騰，青蛙發現時為時已晚。雖然動物學家可能不同意這樣的舊觀念，但愈來愈多的經驗證據顯示，溫水煮青蛙的古老格言確實有心理學的基礎。正如艾普邦姆引用二○○九年《實驗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當違反規範的行為逐漸發生時，大眾更有可能接受：「之所以會這樣，部分是因為大多數人預設自己是道德誠實的，而這種自我形象抗拒改變。一旦某些行為變得『正常』，便不再認為那是錯誤的。」溫水煮青蛙本身即為隱匿其中的手法：漸進做法會使對手筋疲力盡，他們反對濫權的呼聲成為常規的存在，因此很容易可以充耳不聞。玻利維亞和匈牙利是最好的例子。莫拉萊斯與奧班早期的吸引力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無視政治禮儀規範上，對於現有的菁英分子來說，禮儀規範是神聖不可侵犯，但對其他人來說已毫無意義。在委內瑞拉，查維茲直覺地認為，打破這類專業知識型的規範對
他來說是雙贏局面。不只是無視限制權力的規範能更加壯大獨裁者，這一點不言可喻；而是他們可以利用違反規範引發菁英分子反彈，以鞏固圈外人的信譽。如我們所討論過的，這正是一九九○年代貝盧斯科尼與二十一世紀初期川普的手法。
但並非所有違反規範的行為都是漸進式，某些3P獨裁者似乎採取了不同的策略，稱之為打破規範的「震撼與威懾」法，也許菲律賓為最極端的例子。
馬尼拉，悶熱且廣闊的菲律賓首都，當你聽到「菁英」一詞時，也許你不會立刻聯想到馬尼拉，但對於在少數古老富裕家族經營的國家中長大的菲律賓人來說，馬尼拉於政治上十分重要，像布魯塞爾在比利時或華盛頓在美國的地位一樣。沒有什麼地方比菲律賓南部貧困的民答那峨島更憎恨不知民間疾苦的馬尼拉菁英分子。菲律賓最貧困的二十個省分中，有十一個都在民答那峨島，這個島在宗教和文化上與首都也有很大不同，以致於感受到本國菁英幾乎是異國政權。對魅力型的圈外人來說，民答那峨島是能夠團結人民、反對貪腐菁英的完美溫床，而這件事也成真了，結果就是任職七屆納卯市(Davao)市長的杜特蒂。
杜特蒂聲稱自己是圈外人，其實是精心虛構的謊言。身為省長的兒子，杜特蒂從小在權力中長大。他在一九八○年代當選為納卯市副市長，當時民答那峨島因漫布該島的暴力左翼動亂而被稱為「小尼加拉瓜」。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之外，犯罪集團、綁架劫持隊和騙子小偷也很猖獗，讓納卯市民隨時處於低度恐懼狀態。
無論新舊民粹主義者，他們的核心技能都是找出人民常識與菁英常識的衝突領域。杜特蒂知道，馬尼拉西化的菁英分子沉浸在人權文化中，對法外處決的概念感到震驚。但在納卯市，因小規模毒品交易而不斷上升的暴力和犯罪浪潮，令他的選民深受其擾。在民答那峨島沒人會太介意警察直接殺了毒販，事實上，選民大聲疾呼採取這樣的行動。對杜特蒂來說，這絕對會引起馬尼拉菁英分子的憤怒，因此他更應該去做而非避免。
市長意識到，他可以透過支持暗殺隊來建立政治形象，這不但是解決犯罪問題最簡單的方案，而且額外的好處是可以清楚表明他與可恨的菁英分子不同。打破規範成為兩極分化的工具，這是3P原理中的第二大要素。也許杜特蒂不像貝盧斯科尼擁有電視台，也不像川普擁有房地產帝國，但他仍找到成為名人的道路，將自己標榜為敢使用其他政客不敢使用的解決方法的人。
杜特蒂毫不掩飾地贊助納卯暗殺隊(Davao Death Squad，簡稱DDS)，建立了自己身為納卯市長的聲譽。DDS 是由退役士兵和退職警察拼湊而成的暗殺小組，被授予全權處理不受社會歡迎的人：街頭混混、小型毒販，以及市長眼中對公共秩序構成威脅的任何人。保守估計，從一九九八年至二○一四年間，DDS 奪走至少一千四百二十四條生命。DDS 開門見山的殘暴體現出激烈拒絕西化菁英奉行的正當法律程序。對於想要占領杜特蒂所覬覦的關鍵領土的政客來說，要這麼做根本不用多加考慮。
奇怪的是，杜特蒂堅稱他與納卯暗殺隊毫無關係。雖然廣泛讚揚暴力(如他承諾馬尼拉灣的魚會因浮屍而養肥)，但他小心翼翼以免被發現下達與特定殺戮相關的命令。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兩極分化的雙面說詞：杜特蒂承諾暴力，但卻與任何具體的殺戮保持距離。這很無恥，卻能奏效。
二○一六年，杜特蒂明確承諾，將把納卯市的殘暴做法擴大到整個菲律賓。杜特蒂讚揚戒嚴法並誓言在必要時實施，他確保沒有人可以搶先攔阻他嚴厲打擊犯罪的做法。二○一六年杜特蒂當選總統以來，菲律賓已成一場人權災難，但杜特蒂卻是受歡迎的英雄。在屍體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他獲得高支持率，他也沒有浪費任何機會來譴責那些與世俗脫節的菁英，因為他們反對他採取強硬態度打擊毒品犯罪。
藉由這種方式，打破規範也可以成為民粹主義的工具。杜特蒂將關心人權者描繪成貪腐菁英的矯揉造作，從而為殘酷的政策建立了支持。菲律賓老百姓的一般想法很簡單：如果毒品是個問題，那麼殺死所有毒販和吸毒者是最淺顯易懂的解決方案。菁英分子想說「不，沒這麼簡單」的衝動只會踏入民粹主義者的陷阱，把他們塑造成只關心世界性的抽象概念，而非市井小民簡單明瞭之利益。
因此，在菲律賓，無視反對法外處決的規範成為了兩極分化和民粹主義的工具。杜特蒂挑戰菁英分子的膽量，讓他們站出來維護可恨毒販的人權，誘他們踏入陷阱，即可將他們描繪成全民公敵。這種有效的方法已行之有年。
當然，菲律賓是極端的例子。但納卯暗殺隊指出另一條民主成為3P獨裁體制下的犧牲品之途徑。訣竅在於，任何菁英分子的共識皆可被醜化為腐敗。在民粹主義者及其支持者的眼中，菁英分子所共有的信念、規範或慣例，本身都是可疑的，因此為攻擊的主要目標。
＊作者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學者、國際性報刊雜誌專欄作家。著有《以民主之名的獨裁》民粹、兩極分化、後真相，戕害自由的21世紀「權力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