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8日，美英盟軍在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指揮下發起「火炬行動」（Operation Torch），對納粹傀儡政權維琪法國控制的法屬北非發起兩棲登陸行動。從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與海軍作戰長金（Ernest King）上將的立場出發，他們本來是主張直接登陸法國本土，反對在北非戰場擴大戰線的。
馬歇爾將軍與金上將之所以反對登陸法屬北非，首要考量是當時美國仍承認維琪法國是法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如果對維琪法國開戰勢必將使當地的政局複雜化。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則堅持美軍必須登陸北非，因為這不只將有助於英軍的西部沙漠戰役（Western Desert Campaign），還將讓美軍首度有機會直接投入到對抗納粹的戰役之中。
在此之前，德軍80%的兵力被蘇聯紅軍牽制在東線戰場，北非戰場則始終以英軍為主。美軍除了以B-17轟炸機對歐洲的德國佔領區實施有限空襲外，尚無機會直接參與對德軍的作戰。而英軍則早在1942年8月19日，就對德軍控制下的法國第厄普（Dieppe）海灘發動奇襲，結果卻慘遭德軍擊敗，基本上是斷了馬歇爾與金上將直接攻取歐洲大陸的念頭。
為此馬歇爾一度建議羅斯福放棄「歐洲第一」的戰略，回過頭專注在太平洋戰場的對日作戰上。然而羅斯福總統憂慮如果美國放棄「歐洲第一」，將在政治上動搖英國與蘇聯抵抗的決心，甚至可能促成史達林（Joseph Stalin）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再次妥協，決定接受邱吉爾的建議向法屬北非進攻，於是就有了「火炬行動」的發生。
而在艾森豪將軍的計劃下，他相信維琪法軍只要看到美軍贏得勝利，就會立即倒向同盟國陣營，這場戰爭是可以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情況下贏得勝利的。事實上統治法屬北非的維琪法國海軍總司令達爾朗（François Darlan），也確實做好了反正的準備。反倒是領導自由法國抵抗納粹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忽視。
不被美國承認的戴高樂
提到自由法國這塊響亮的招牌，一直被視為二戰期間法蘭西民族面對納粹佔領卻永不屈服的象徵，也是今日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合法性的來源。然而自由法國之所以能成為今日我們所知道的自由法國，實為戴高樂將軍以精明的外交手腕爭取而來。否則按照羅斯福一開始的構想，法國不是將繼續交給維琪法國統治，就是準備要在納粹投降後為美國主導的軍政府所接管。
換言之戴高樂將軍在羅斯福眼中的地位，其實還遠比不上同時代領導自由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蔣中正委員長，使羅斯福寧可選擇與達爾朗這位法國的陳公博合作。畢竟戴高樂在法國向德國投降以前，不過只是一位剛剛晉升准將的國防次長與陸軍次長，既非總統也非總理，根本就沒有代表全體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法統。
因此當戴高樂在1940年6月18日發表《告法國人民書》時，響應他起來抵抗的法國軍民並不多，只有法屬赤道的軍隊宣佈效忠自由法國而已。維琪法國的領袖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反倒因為具有一戰英雄的身份，贏得更多法蘭西人民與殖民地政府的向心力。羅斯福總統則因為貝當元帥的權力來自於第三共和國的授權，持續承認維琪法國為法蘭西的唯一合法政府。
戴高樂雖然有邱吉爾支持，卻不曾得到過羅斯福總統的重視，然而他卻十分明白自由法國光是得到英國承認是不夠的。未來盟軍對西歐戰場的反攻，勢必會以美軍為打先鋒的角色，若得不到美國的外交承認，法國勢必會被當成戰敗國處置。更何況在「火炬行動」發起後，北非的維琪法軍仍對美英盟軍實施了長達兩天的武裝抵抗。
雖然兩天的抵抗只造成526名美軍死亡，卻仍可能使法國在大局底定後遭到美國報復，戰敗國待遇還是好一點的，被拆解成好幾塊再由美國、英國以及蘇聯瓜分更是戴高樂將軍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實上打了六個星期就向納粹德國投降，甚至還成為納粹反猶幫兇的法蘭西，確實在同盟國面前威信掃地，如果沒能有更積極的表現，等待法國的確實很有可能是分崩離析的命運。
自由法國靠攏蘇聯
「火炬行動」時，最讓美軍對法國人厭惡的地方，在於維琪法國空軍的拉法葉大隊（Groupe de Chasse II/5 La Fayette）被大量投入到與美國海軍F4F野貓式（Wildcat）戰鬥機的空戰之中。拉法葉大隊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志願前往法國，協助法軍抵抗德軍侵略的美國志願飛行員，他們在二戰北非上空積極與美軍艦載機交戰的畫面，令人感到格外諷刺。
而且美軍F4F戰鬥機飛行員想要裝不認識拉法葉大隊都沒辦法，因為拉法葉大隊不只以美製Hawk 75驅逐機為主力，而且機身上都還有象徵美法合作歷史淵源的印第安人頭塗裝。其中一位野貓飛行員謝爾德（Charles Shields）上尉在遭到法軍Hawk 75攻擊後，甚至還忍不住破口大罵：「快看這王八蛋，他是從我們美國人建立的中隊出來的！」
積極與美國為敵的法國軍人，在當時普遍被美國人視為法國人忘恩負義的代表，此種狀況若持續下去只會讓戰後的法蘭西民族淪為亡國奴。戴高樂知道自己不過是個小准將，無論如何都不會如達爾朗上將般被羅斯福總統看上，而邱吉爾在外交政策的立場上又追隨羅斯福，擺在他面前唯一的選項就是爭取史達林支持了。
事實上戴高樂早在1941年6月23日，即納粹德國對蘇聯發起進攻的第二天就向蘇聯駐倫敦大使馬伊斯基（Ivan Maiski）遞出橄欖枝，表達了他對俄羅斯民族抵抗德意志民族侵略的全力支持。戴高樂的善意獲得史達林的積極回應，蘇聯在1941年底承認了自由法國，並允許戴高樂派遣一支軍事代表團進駐莫斯科。
到了1942年6月，戴高樂甚至在與蘇聯外交官博戈莫洛夫（Alexander Bogomolov）會面時，表達了考慮將自由法國從倫敦遷往莫斯科的想法。史達林似乎為戴高樂的「識大體」而龍心大悅，雖然沒有同意讓自由法國遷往莫斯科，卻批准了戴高樂派遣自由法國的飛行員到東線戰場，與蘇聯飛行員並肩作戰的提議。
換來共產黨的支持
早在「火炬行動」發起日兩個月前不到的1942年9月15日，一批從黎巴嫩派往蘇聯的法國飛行員加入蘇聯空軍，並以諾曼第大隊（Fighter Group Normandie）的名義投入東線戰場的空戰。換言之在維琪法國空軍與美國海軍艦載機打得難分難解的同時，首支成建制的自由法國飛行部隊已經在東線戰場上為蘇聯戰鬥。
而且諾曼第大隊為了與英美保持距離，還特別要求蘇聯空軍提供蘇聯製的雅可夫列夫（Yakovlev）Yak-1給他們，即便當時蘇聯空軍表明可以提供經由租借法案取得的颶風式戰鬥機（Hawker Hurricane）給法國飛行員。賣力為蘇聯作戰的法國飛行員確實感動了史達林，特許他們在飛機機身上漆法國國旗，且下令蘇聯空軍不得干預諾曼第大隊的內部事務。
當然史達林身為一代暴君，雖然有「慈父」之名，卻也是不可能讓戴高樂光派一個戰鬥機大隊到蘇聯參戰，就洗刷掉法國戰敗國的地位。畢竟納粹德國也招募到了另外一批極右翼法國人組成志願軍，到東線戰場上投入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的戰爭。諾曼第大隊的來臨，看在史達林眼中不過只是法國人的一場「贖罪」，想要翻身還有其他的代價必須要付。
不過至少戴高樂從派遣飛行員到蘇聯作戰這點，換到史達林做出一個巨大的讓步，那就是讓法國共產黨擁護他領導的自由法國。事實上在1941年6月22日，即納粹德國進攻蘇聯以前，由於《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關係，法國共產黨是配合蘇聯政策承認納粹德國與擁護維琪政府的。等到蘇聯與納粹決裂以後，法國共產黨的立場卻讓戴高樂備感憂心。
因為法國共產黨可以選擇在蘇聯支持下，顛覆包括維琪法國與自由法國在內的一切非共政權，成立貨真價實的法蘭西人民共和國。或者打著抵抗運動與統一戰線的旗號，支持戴高樂以外的反納粹非共勢力，這些都是戴高樂所絕對不希望看到的。透過諾曼第大隊的努力，戴高樂爭取到史達林與法國共產黨的支持，讓他有了更多同英美討價還價的資本。
成為民族解放的象徵
從戴高樂的角度來看，達爾朗在1942年12月24日遭刺殺，無疑是有利於自由法國的發展。因為這徹底斷絕了美國尋求與維琪法國合作的路，迫使艾森豪與羅斯福必須從抵抗納粹的法國人中尋求合作對象，然而戴高樂仍舊不是美國認定的首選合作對象。在法軍中更有資歷的吉羅（Henri Giraud）將軍，獲得艾森豪將軍支持接替達爾朗法屬北非高級專員的職務。
吉羅將軍確實有反抗德軍的紀錄，不過他個人在意識形態上極端保守，效忠貝當元帥也擁護維琪政府，無法得到自由法國運動裡的左翼進步勢力支持。然而考量到吉羅將軍手中握有部隊，且背後還有羅斯福總統的支持，本來不想與吉羅會面的戴高樂也只能接受邱吉爾的建議，出席1943年1月14日到1月24日在北非舉辦的卡薩布蘭卡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
羅斯福希望藉由安排吉羅與戴高樂的會面，推動成立一個統一的法蘭西抵抗運動組織，這個抵抗運動組織必須要反納粹也反共產，為美國的利益服務。而羅斯福在與吉羅會面之後，確實發現了他只知道帶兵打仗，不具備領導整個抵抗運動組織的政治手腕。可戴高樂卻又因為自主性太強，同樣無法成為羅斯福總統所認可的首要合作對象。
所以最後戴高樂吉羅只能向吉羅將軍妥協，共同出任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Frenc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主席。確認邱吉爾沒有辦法給予自己超過羅斯福總統願以給予的支持後，戴高樂將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據點從倫敦遷往法屬北非的阿爾及爾，目的是使自由法國能在美英與蘇聯兩大同盟國陣營之間保持最大的外交靈活性。
而與戴高樂一起擔任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的吉羅，卻是一個只反對德國佔領法國，卻十分認同納粹思想，而且還有強烈反猶信仰的右翼軍人。吉羅將軍在1943年7月訪問美國的行程中，居然發言歌頌德意志民族在納粹帶領下實現「偉大復興」，導致他與美國高層關係漸行漸遠。受益於吉羅將軍的政治自殺，戴高樂幾乎什麼都沒有做，就成為自由法國說一不二的領袖。
獲得美蘇外交承認
可戴高樂只是得到自由法國內部的承認，羅斯福仍就將他視為美國歐洲戰略的絆腳石。羅斯福一心想要終結歐洲的殖民帝國，並以美國取代英法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把比丘吉爾更少資本，卻比邱吉爾更不聽話的戴高樂視為美國主宰西方的絆腳石。所以當「大君主行動」（Operation Overlord）發起之際，羅斯福總統還不願意將諾曼第登陸的相關細節告知戴高樂。
不過諾曼第終究是法國領土，所以羅斯福希望戴高樂能發言呼籲法國軍民起兵支援盟軍對抗德軍，只是羅斯福不願意以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為換取戴高樂支持的條件。羅斯福此舉令戴高樂格外火大，從阿爾及利亞直撲倫敦找邱吉爾吵架，結果卻換來邱吉爾「英國永遠追隨美國」的回覆，氣得他決定靠自己的方式重振法蘭西榮光。
他選在1944年6月14日，美英盟軍與德軍激戰，無暇他顧的機會搭乘法國的軍艦前往巴約（Bayeux），在群眾擁護下宣告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改組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並且以巴約為首都。法國的民族主義成功為戴高樂所煽起，令艾森豪將軍不得不給予回應，否則這支民族主義的力量也可以立即掉轉槍口對準美軍。
最後羅斯福總統只能被迫放棄軍事佔領法國，讓法蘭西民族淪為二等國民的計劃，被迫給予戴高樂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外交承認。然而打贏納粹的兩大主力，除了美國外還有蘇聯。史達林對此倒是比羅斯福乾脆，並利用1944年12月在莫斯科親自接見戴高樂時提出了他要法國人付出的代價，那就是承認蘇聯自1939年以來佔領自波蘭乃至於其他東歐國家的土地。
原來1939年蘇聯與納粹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與德軍聯手瓜分了波蘭的土地，當時英國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都對蘇聯紅軍趁火打劫的行為予以否定。所以戴高樂要想史達林給法國人戰勝國地位，就必須要先承認蘇聯的擴張成果。戴高樂雖然有所不悅，但考量到割讓給蘇聯的土地終究不是法國而是波蘭的土地，最終他欣然接受了史達林的條件。
《法蘇協議》的簽署
以史達林殘暴又斤斤計較的個性，如果不是有法國飛行員在蘇聯土地上英勇奮戰兩年之久，他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曾經向德國投向，又派遣志願部隊配合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法國。到了此刻，諾曼第大隊已經擴編為諾曼第－聶門航空團（Normandie-Nieman Regiment），其中聶門河的地名是由史達林所親自加上去的，象徵法俄兩國飛行員生死與共的情感。
諾曼第－聶門航空團的法國飛行員駕駛Yak-1、Yak-3以及Yak-9等蘇聯製戰鬥機執行了5,000次任務，並聲稱擊落273架德軍戰機，同時還有1,300名法國飛行員為了保衛俄羅斯而犧牲。擊落德軍戰機還只是諾曼第－聶門航空團的軍事意義，政治意義上這支航空團不只促進了法蘇兩國的關係，也強化了法軍與蘇軍內部的團結與統一，提振了法蘭西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士氣。
比如有許多原本效力維琪法國的飛行員，在加入了諾曼第－聶門航空團後，逐漸與自由法國的飛行員放下意識形態的歧見，共同與蘇聯飛行員抗擊納粹，其中有不少人因為成為了王牌飛行員而獲得榮譽。他們當中最有名的代表是獲得「蘇維埃英雄」（Hero of the Soviet）稱呼的安德烈（Jacques Andre）上校，沒人能想到如此左翼精神的稱號會被賦予一位出自維琪法國的軍官。
更重要的是，許多祖先當年為了逃避共產主義革命而移居法國的白俄軍人後代也跟著諾曼第－聶門航空團回到祖國奮戰。俄裔法國飛行員當中最有名的代表，是費爾德策（Constantin Feldzer）上尉．博戈莫洛夫曾經告訴他，蘇聯對於過去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擁有充分的自信，並不擔心他們回到蘇聯後宣傳沙皇的事蹟，但當下俄國人必須放下意識形態之爭先為祖國奮戰。
也因為諾曼第－聶門航空團不只讓史達林在西歐爭取到了法國這麼一個非共的盟友，而且又促進了莫斯科對海外反共俄人社群的號召力，史達林願意改變他過去對法國的成見，承認法國有資格為戰勝國。為此戴高樂也以「善與美的聯盟」稱呼他與史達林的關係。然而戴高樂要的還不只是這些，除了戰勝國地位外，他還要進一步爭取美蘇兩國承認他佔領德國的資格。
擺盪在蘇聯與美國之間
史達林對戴高樂的承認，確實加持了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在羅斯福總統心中的影響力，但是法國想要與美英蘇三方共享佔領德國的權利，那無論是羅斯福還是史達林都會哈哈大笑。只有邱吉爾對此維持冷靜的頭腦，知道等德國被擊敗後，法國將成為歐陸上唯一能抵禦蘇聯赤化西歐的強權，如果不給予戴高樂他想要的特權，整個歐洲局勢將十分危險。
越老越糊塗的羅斯福，似乎終於聽取了邱吉爾的意見，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出賣了中華民國與東歐國家的眾多權益給蘇聯，卻與邱吉爾達成了讓法國參加對德國佔領的共識。羅斯福與邱吉爾甚至寧願從美國與英國的佔領區中，抽出土地讓法國佔領，可見西方強權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憂慮，成功為戴高樂利用來鋪墊法國重返強國地位的基礎。
畢竟法國的抵抗運動當中，共產黨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美英雙方持續對自由法國的需求置之不理，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法國赤化。如果連法國都被赤化，紅色浪潮勢必會席捲整個歐洲大陸，就連保持中立的西班牙與葡萄牙都會遭到推翻，這是羅斯福與邱吉爾所絕對不願意看到的。本身也是反共人士的戴高樂，充分掌握了羅斯福與邱吉爾的這種心態，又贏得了一次外交勝利。
但是戴高樂知道他必須要在美國與蘇聯之間維持搖擺的態度，才能確保法蘭西共和國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並沒有像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那般採取對共產黨人屠殺的態度。反過來他鼓勵法國共產黨與社會黨等左派政黨放下武器加入政府，參加組成第四共和國的選舉，成功化解了戰後共產主義革命的危機，確保法國恢復了戰前西歐民主國家的地位。
要論對抗軸心國的貢獻，蔣中正絕對是超過同時代的戴高樂，這是為什麼論資排輩，中華民國在同盟國裡是第四強，法蘭西共和國只輪到第五強的原因。甚至論軍事貢獻，可能自由波蘭都排在自由法國前面。然而戴高樂卻能依靠靈活的外交手腕，從一個比蔣中正還要更糟糕的外交局面中讓法國擺脫困境，進而帶領法國走出有別於美蘇的第三條路，這點確實還是不簡單的。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