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現在伊朗的街道不再是男人的專利，跳舞吟唱的年輕女性已經取代了蓄著大鬍子的憤怒男性，示威的訴求口號「zan, zendegi, azadi」（女人，生命，自由）已經取代了「去死」的吶喊聲。伊朗婦女正爭取平等權利，拒絕強制配戴的頭巾、隱形的牆與面紗、制度化的鎮壓、法律的羞辱。
如今，伊朗婦女拒絕成為隱形人，拒絕被迫噤聲，拒絕沒有權力，她們向伊朗政府發起挑戰，並成為充滿活力的變革催化劑。她們對抗「被排斥」，她們佔領街道，並為了自由行動、成為公共世界一部分、被人聽到、被人看到、獲得承認為平等公民而奮鬥。伊朗婦女已成為經驗豐富的倖存者，更是不可忽視的強大公民力量。她們提供了一個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可以帶領深陷衰退的伊朗擺脫當前的危機。
伊朗目前居民一半以上出生於1979年的伊朗革命之後，現在的伊朗是比較溫和的伊朗，厭倦了獨裁及暴力，具有數位素養。伊朗因為電腦技術及無國界社區的虛擬接觸而發生變化，現在的伊朗是全球化的伊朗，與一個互連互助的世界保持接觸及協調。
伊朗女作家站在最前線
性別隔離在身體、文學、象徵意義上建立了身體及邊界之間複雜的互連關係，女性作家及詩人的身體及聲音受到影響後，她們清楚知道取消性別隔離是文學事業的核心，她們清楚知道自己必須越過牆壁、界限、邊界、祖先傳下的沉默。
伊朗女性小說家丹妮絲娃（Simin Daneshvar）1969年出版的小說作品《Savushun》女主角扎麗（Zari）夢想著「由女性統治的世界」。伊朗女作家法里巴．瓦菲（Fariba Vafi ）2002年出版的小說《我的鳥》（My Bird）中，女性敘事者說：「我一定是國王，即使我的頭上沒有王冠。」伊朗女作家瑪贊．莎塔琵（Marjane Satrapi）的圖像回憶錄《茉莉人生》（Persepolis）年輕時髦的女主角甚至宣稱自己是眾多男性前輩中的第一位女先知。
《外交政策》指出，女性作家及詩人預示著伊朗未來的政治趨勢，而伊朗女作家一向站在當代伊朗社會正義運動的最前線，將爭取民主及性別平等的鬥爭帶入家庭、廚房、臥室，要求在人際關係實現民主與性別平等。她們沒流一滴血，為順利過渡到更民主且沒有性別隔離的社會鋪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