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賀在祇園小路茶屋碰到他的外遇對象。）
《改造》雜誌約志賀寫小說，總算寫出了一篇《瑣事》，偏偏寫的是自己瞞著妻子去見那女人的隱情。樣本寄到家裡，他撕掉《瑣事》那幾頁，以免被康子看見，不料卻被康子的熟人看見了，寫信來打聽。為什麼非暴露自己見不得人的老底不可呢？這就是西歐自然主義在日本無能地異化所造成的文學認識或理念，哪怕毀了家庭或是本人的生活，也必須追求真實，把它寫出來，那就是文學，那也才是文學，其中或許也不無受虐的快感吧。
這種日本文學近代化的特產叫做「私小說」。它的故事不是「編」的，而是「真」的，真人真事。《暗夜行路》裡，母親因通姦生了他，娶的媳婦也通姦，時任謙作是怎樣的心境呢？中野重治批評這個小說是「自用」小說，並沒有昇華為「通用」，「戶籍上叫志賀直哉的人在這裡為收拾他的心而寫這個發表」。時任謙作最終在大自然中得到淨化，寬恕了一切。不止於赤裸裸暴露個人的生活以及醜惡，逐漸提純「私」（我），與生活調和，就叫作「心境小說」，志賀直哉的《在城崎》就是一個典型。
《暗夜行路》不僅是志賀直哉的代表作，也是近現代日本文學的代表作。從一些作家的記述，足以見得它當年的影響之大——
【戰場上讀志賀 影響一代作家】
芥川龍之介在《齒輪》中寫道：「我躺在床上，開始閱讀《暗夜行路》。主角的精神鬥爭對我頗有切膚之感。比起這主角，我覺得自己多麼傻，不知不覺流下淚來；同時，淚水也不由得給我一種平和感。」
宮本百合子在《兩個院子》中寫道：「前一陣子寫長篇小說時，伸子一直在桌子上放著的是《暗夜行路》。」——這裡的「我」和「伸子」所讀的只是前篇，《暗夜行路》的前、後篇收入志賀直哉全集出版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事，盧溝橋事件已發生。小津安二郎在入侵中國的戰場上讀了岩波書店於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文庫版全本《暗夜行路》，並記在日記裡：搭乘去安慶的客貨兩用船，「不斷想起時任謙作乘下行船去屋島。讀完已十來天，仍有點神韻縹渺，感動猶新，快哉」。
日本近代文學研究家紅野敏郎也曾被徵兵，回憶當了一年俘虜，一九四六年夏天復員後寄居在親戚家，忘了飢餓捧讀《暗夜行路》，「背負不屬於本身責任命運考驗的時任謙作，決定性的影響了我往後的人生。」
（戰後大紅的太宰治，志加直哉卻直言批評他，「滿紙大眾小說的蕪雜。」）
日本戰敗後，既有評論家中村光夫那樣否定志賀直哉的人，也有予以肯定者如評論家本多秋五。志賀人生的最後二十年，除了小品和書信，幾乎什麼也不寫。他不大讀書，幾乎沒讀過戰敗後文學，就戰敗後文學的發言多屬即興。志賀直哉從未見過太宰治，也很少讀他的作品，但戰敗後太宰治一躍成為流行作家，出現太宰熱，一九四七年九月志賀在「談現代文學」座談會上就被問到對於太宰治的印象，於是說：「我討厭，裝瘋賣傻，這種樣子讓人喜歡不起來。」後來又批評太宰治的《犯人》和《斜陽》，「沒意思」，「滿紙大眾小說的蕪雜」，「貴族女兒使用的語言好像鄉下來的女傭」云云。身為文壇大老，頻頻被請去開座談會，話題差不多，結果就像是定向的反覆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