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延伸一下，來看這個問題—書寫者該不該解釋自己的作品？
這是個意見趨於兩極的爭議問題，我，昆德拉也是（《相遇》一書中），認為一個好的書寫者應該能夠很好的解釋自己的作品。
這裡有個真實故事，人物是拉麵老職人、一風堂的創辦人河原成美，幾年前他接受電視公司委託，負責鑑賞名古屋市拉麵激戰區如雨後春筍冒出來的新店。其中一家，河原成美顯然對其麵湯是很滿意的，「是不是用了蘋果？」「是啊。」「為什想加蘋果？」年輕的師傅有點耍帥，「沒為什麼，就加啊。」就是在這裡，原本好心情的河原成美當場翻臉，痛罵了好幾分鐘，以為這是不負責任的，場面很尷尬。
河原成美氣什麼？我猜是這樣—說是志業也許太沉重了點也太窄了點，但如果你對拉麵足夠認真，你就得不放過它的任一處，不可以糊里糊塗的錯，還不能糊里糊塗的對；經歷不直接就是經驗，經歷得再加上一個反省思索的過程才是經驗，經歷的驗證。試著加蘋果熬豚骨白湯，仍得是一個叩問，你對蘋果的基本食材特性已先有所掌握（其香氣、酸度、甜度、色澤、果肉果膠……），感覺這裡面有某些你需要的成分，所以這是一個有預期目標、有線索的嘗試，在這樣思維準備的基礎之上，熬湯的結果才是可精準檢討的、可積累的，你也才知道怎麼進一步微調它（蘋果數量比例、放入的時機、可否改用更恰當的品種好加強其酸度或甜度云云），讓下一鍋湯的熬煮更好更準。退一步說，就算加蘋果真的是純偶然的、靈機一動的，但之後你仍得以同樣方式追蹤它、驗證它，納入到你的常規作業裡，如此，幸運才能夠駐留下來，真的被你這鍋湯所吸收。
書寫大致上也是這樣，即使有幸運，有誰敲了下你腦袋的宛如天啟一刻，那也只是就那一瞬、那一個點，頂多撐一篇不長的作品（它持續不了那麼久），重要的是，它既然來了就不能放走它。
爭議來自於語義，書寫者不解釋自己作品是「不願」而非「不能」，是意願而不是能力，這是兩回事。書寫，從思維到文字執行，有諸多我們一生難以完全了解、徹底掌握之處，但那只是我們生而為人的正常限制和困惑，書寫沒那些裝神弄鬼的神祕。
我應該算不願解釋自己作品一族的，能夠的話，不接受採訪，不公開談話，不安排活動，當然更沒染上那種開外掛似的惡習，想方設法為自己作品添加並沒有的意義和重量云云（這一糟糕現象愈演愈難看，遂讓我們更加遠離、不恥於解釋）。首先我以為，作品的基本解釋場域僅限於作品本身，書寫時不期待日後能有再解釋的餘地，這樣的假設我想是有益的，它要求你在書寫時得想更清楚並設法說更清楚（經驗上知道，這往往還是同一件事），作品有機會長得較沉實稠密，乃至於把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某些能力和記憶存貨給逼出來，驚喜，並且不留遺憾。
此外，不擅長於想書名、不願書名有超出內容的「美麗」成分、總是以某種大而化之不強調的方式命名（如《閱讀的故事》、《世間的名字》），我自己想成是，這同樣源自於我不願額外解釋、添加的基本心思，尤其是書名這種單一強調的解釋方式，好像只要讀者看這裡、看這個點。常說，好的書名是畫龍點睛讓內容通體活過來這沒錯（我自己極欣賞、欣羨那種既恰如其分又綺麗充滿遼遠想像的書名，洗心般給你預備一個極好的閱讀氛圍如齋戒沐浴過，比方朱天文就一直做得到這樣），但一本書動輒幾十萬言，不是只說一件事一句話，往往，需要點的眼睛實在太多處了，放馬桃山，倒不如就讓它們各自在內文裡它們最舒適怡然的地方睜亮著，這都是書寫時奮力找出來寫出來的，我沒偏愛。
但事情不會這樣就圓滿。一本書、一部作品終究不可能是全然自給自足的小宇宙，一個身外物，可以這樣乾乾淨淨的、不沾不染的自此從你生命連續之流裡切出去。首先，它很快會碰上這個—向著誰，並解釋到哪裡、哪一步？
我喜歡把解釋想成就是書寫的一部分、一環，解釋就是內容物，解釋就在書寫裡完成。書寫這一有意為之的行動把思維的「渾沌」狀態鑿開來，書寫本來就是一次（再）思索、說明和解釋；然而，在書寫的實際執行時，你仍需一個基本設定，也許只是習慣的、模糊的、不多知覺的，你仍面對著某一個或某一些「讀者」如同你說話進行得有一個對象。問題是，這個對象賢智愚庸有不同等差和聽話能力，你把這道解釋的線劃在哪裡才好？無論如何，你都拋棄掉了一堆人，但凡，你多生出種溫柔心思（尋求名利、想多得掌聲和崇拜之心也成），垂下蜘蛛絲般想多拉起作品本來不該觸到的某一層人，書寫和解釋原本的重合為一便開始出現了裂縫，步伐不再一致甚或去向背反形成拉扯，也就是，解釋成為書寫一個「多出來」的要求，是得另外分心分力去做並得特別為它找出安放位置的多餘之事—解釋本來就是內容中最吃重、步履最遲緩的東西，是書寫大軍的輜重，書寫要保持方向和速度順利前進指向遠方，有它難以超重的攜帶總量，好的書寫技藝安排可擴充一些，文字愈精準也能讓負重的效果極大化，但限制仍是在的，《三國演義》裡，目的地荊州尋求劉表庇護的劉備一行，便因為不捨跟來的黎民百姓，拖慢了軍行速度，遂被曹操大軍追上，劉備因此折損了兵力、犧牲了老婆，還可能摔笨了兒子劉禪，代價不小。
把解釋放內容裡，但書寫者自己心知，書寫如輕煙上達，要往高處遠處去，解釋如石頭要回到地面，和更多人在一起，它們最舒適自然的位置最終是背反的、訴諸選擇的。
朱天心也是不愛、幾十年下來仍不習慣公開談話的人（這和她太赤熾的現實關懷之心背反，有點難辦），她的克服方式是想辦法在眾裡找到某一個、乃至於三兩個看來可接上談話頻道、有「正確」表情變化的聽者，她看著他們如同一對一的說話，並隨著他們的表情變化微調自己的內容、速度和用語，盡可能解釋到他們的臉會生出亮光來。朱天心說，這樣才能保護住她的談話不四分五裂，她才講得下去。
沒有任一種解釋能下達到所有人，再簡單體貼的解釋都對聽者有要求。
每個書寫者因此都有他設定的對象，從程度到數量不一而足，這上頭，我自己和朱天心相似，我書寫時得有一張臉，一張會隨著我書寫進行或恍然或疑惑、明黯交換的臉，當然，這個設定性的對象不可能是實存的，只是某個「理想讀者」，因為實際上和技術上都不可能有這麼一個人—技術性上是，我必須假設這個對象是影子般一直跟住我的，簡單說，我寫每一本書、每個字他都奇妙的在場，第一時間而且順時間（這很重要）的讀並做出反應，所以，這只能是想像的，如小說人物般由好幾個人所合成，我猜，其核心其實就是我自己，另一個讀者身分的自己（無疑的，我有足夠的經歷和記憶不難扮演好這角色），一個兩面神雅努斯般看不同方向、不朝著自己而是朝著外頭世界的另一個自己，這讓我的書寫不會一直陷落到「自我」裡面，時時響著現實世界雜語式的種種質疑提醒校正聲音，這樣兩面作戰的書寫當然比較辛苦，但去除掉太多封閉的、單薄如一意孤行的陷阱，這比較健康。此外，這個假想的讀者多黏附著一些可思議的真實反應暨其表情變化，這則是四面八方取自於好幾個真實存在的人，我的「厲害朋友」（這是小說家阿城說的，「我是講給遠方那幾個厲害朋友聽的」），這幾個厲害朋友，他們和我有持續且時時與時更新的對話，或可稍微噁心稱之為心智的旅伴，我極熟悉他們對我的信任和不安之處，我猜得到他們會說什麼如同他們時時在場，擺得平他們大致上就算過關了。
是以，一本書裝不下裝不完所有的解釋，對書寫（或思維）而言是必然的、本質性的，這會隨年紀愈來愈嚴重愈明顯—年輕時日，人的書寫題目比較像是散落的、四下抓取的，這本書寫完跳去寫下一本書，彼此不相連結甚至毫不相干；或者說，彼時人認識某事某物總是單面的、單一視角的，話一次可說完，說完就可以抽身離開，也不餘下足夠分量的材料可供想下去。但現在，一本書寫完愈來愈像只是「暫停」，書寫停了下來而思維仍是持續的、翻動的並大步向前（所以書的結尾愈來愈難寫）；而且，一本書有它限制性的行進路徑（我的書寫已經被說成是最橫生枝節的了），強調了這一條便暫時封閉了另外那一條，相對於思維日漸擴大的範疇，書寫能涵蓋的比例愈來愈小，書寫愈來愈像是「抽出」，是選取其中一條路（猜想是最富潛力的一條）的探險行動，看它最遠能帶我們走到哪裡。
正因為這樣，才出現了這個有點弔詭的解釋現象—書寫者得能夠解釋自己的作品乃至於有再解釋再思索自己作品的「習慣」，這甚至是自然而然的、每天每時都進行的，因為那些沒選擇的路徑、那些被擱置的關懷和被中止的可能，往往正是他此時此刻想的，和已完成的這本書拮抗、對照、補充，由此構成書寫者的完整思維；但在現實裡，這樣的再思索再解釋往往並不說出來，書寫者像是個不回頭看、不回頭想自己作品的人。我個人的經驗和理解是：正因為需要解釋、補充的東西實在太多了，超過了某個臨界點，便不是那種單薄的說話形式（如採訪或公開談話）所能負載得了的，你不願意就這樣輕易的、粗糙的把它「說掉」，或更確切的說，這已可不稱為解釋了，這極可能就該是你下本書、或下下本書（如果你需要更多一點時間和冷靜來豐富它來熟成它的話）的書寫題目。
這也是我和朱天心常有的對話，相互扮演提醒者—每當誰懊惱自己已出版已追不回的書寫遺漏掉重要的什麼，另一個就負責講，沒關係，那就從這個好好再開始想，下次把它給寫回來。
當然，能夠解釋但不願解釋，也是因為看多了看厭煩了的緣故—書寫聯通著外面的繁華大世界，逐漸養成、無法戒除還一直強化這個「惡習」，那就是想盡辦法在自己的書上頭再堆積一些重物、飾以它並沒有的字詞性意義和光輝、並擺放它到沒抵達的位置上云云，這也許合法甚至合情但總是讓人不好意思（這樣的羞慚之感油然而生但始終不曉得從何而生，也許只是同樣身為書寫者的負咎，或同樣身為人的負咎），你想遠離這個、裝作不認識這個；你寧可你的書被誤讀誤解，也不要變成那樣的書寫者。
＊作者唐諾，現從事自由寫作，作品獲無數。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求劍》（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