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製作<1949台灣製造>前導片期間，剛好正逢「烏俄戰爭」和「解放軍」大規模軍演。因紀錄片中，有部分工作是梳理1949國共內戰期間，「戰爭」所導致的「遷徙」，「去」和「留」是怎樣的選擇過程？其中有怎樣的故事？
戰爭議題似乎又再度浮出，1949年戰場在中國，遷徙者可以往台灣移動。73年過去了，萬一戰爭來了，我們要往哪裡「遷徙」？
為了瞭解如今離開烏克蘭800百萬人，他們是怎樣離開的？和1949大遷徙人們離開故土有何異同？
經由友人的介紹，我和人在愛爾蘭的安娜聯繫上。安娜是1987年生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哈爾柯夫，這是座工業城鎮，
屬於烏東地區，位於基輔的東南方，開車約5小時。
安娜告訴我，之前她完全不認為，首都基輔不會成為戰場，邊境戰爭從2014已有零星的戰火，但再怎樣激烈，
她從來不認為，戰爭和她有任合切身關係；直到烏克蘭軍隊的坦克車開進基輔，她才開始有感到戰爭的氣氛，
但她還沒想到要離開烏克蘭，只是意識到在家裡不安全，於是她和妹妹、外甥，三人先去捷運站的地下室睡了三天。
期間，安娜的一位長輩不斷打電話給她，督促她趕緊離開基輔，離開烏克蘭。安娜說：「朋友告訴我，他已經把太太和孩子送往羅馬尼亞。基輔現在非常不安全，怕的不只是子彈無期，還有一些非烏俄軍隊的軍人，到處殺人、搶東西、強暴婦女。」安娜告訴我，如果不是那位朋友的催促和交通安排，她是不可能離開烏克蘭的。
聽到安娜的故事，我耳邊忽然想起，台灣戲曲學校劉同貴老師說起父親帶著地方軍離開山東的訪談：「一天晚上，有一位老太太跑來跟我父親說：『趕快走！你再不走，今天晚上有兩千人，老共要打進來！』我父親一聽，就帶著部隊連夜就跑了，去追著國民政府。」
在訪問1949遷徙者時，我通常會一個問題，離開家鄉時，你帶哪些東西離開？當時大部分的人帶走的大部分是旅途中要用的衣物和細軟，以及父母親的照片。在將近70位受訪者的訪問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寸山河 一寸血>的製作人陳君天，那年他13歲。他用寫大字報的美術能力，進入了國府軍隊。部隊要離開中國前，他跟著軍隊在馬尾附近的碼頭等三天的船期。那天母親在碼頭四處尋他，那時他穿著一件比自已身體大一號的軍服，聽到母親來找他，他匆匆下了船，跟母親碰面。「我母親手拿著布包，裏頭裝著三件我的內褲，三顆水煮蛋，她擔心我肚子餓，要我帶上船吃。我跟母親說：『媽媽，等我有一天長大，我一定要變偉大。』結果，我的母親跟我說：『孩子我不要你偉大，我只要你長大。』」陳君天說。
三件內褲、三顆水煮蛋成了陳君天和母親最深的聯繫。那烏克蘭的安娜呢？被告知只有一小時，可以準備行李。
她說：「我不知道要帶什麼？我不要離開多久？何時可以回來？」安娜腦袋一片空白，一小時她只帶了簡單衣物、球鞋、化妝品、梳洗用具和護照、身分證、金融卡、信用卡、手機、電腦和充電器。人在愛爾蘭的安娜說，她最懊惱的是沒有帶著成功大學碩士班的畢業證書。
當安娜說起畢業證書時，我又想起目前定居美國的王立楨談起，母親告訴他，當年唸北京師範大學的同學，其實只有二年級，離開北京時，去了宣武門外的琉璃廠買了當時北京師範大學空白的畢業證書，來到台灣。這位同學來到台灣當了教師，王立楨的媽媽在台灣又唸了兩年的台灣師範大學，才成為正式的高中老師。母親私底下都取笑這些人都叫做「琉璃廠畢業的。」
安娜沒拿畢業證書，讓我意識到原來列「緊急撤離清單」是有必要的。這不是投降主義，而是自保清單，就算要堅持「守護台灣」。
在訪問1949大遷徙和烏克蘭的安娜，我必問的一道題目：「說說你的遷徙路徑，以及遷徙路上的所見所聞。」藝人徐乃麟告訴我，父親家在安徽是位富少爺，從小養尊處優。做不了粗活。國共內戰時，父親在街上閒晃，聽到了共軍即將入城，富人即將遭殃。父親得知後，帶著新婚不久的母親，收拾簡單的行李，立刻追著國民政府的軍隊一路往南撤，從安徽到了廣州、又去了海南島。
途中，母親還和父親走散了三天，母親唯一能做的，就是緊跟著難民潮走，就在母親絕望之際，下跪求觀世音普薩庇佑，一抬頭，就看見了父親，兩人再度重逢。
到海南島海口要上船時，碼頭一片混亂，大家爭著要上船，徐乃麟說：「一般老百姓上不了船，父母親巧遇一位少尉排長，願意出手相助。少尉排長說：『我剛好有位伙夫死了，你就頂他的名字。』伙夫是兵，兵不能帶家眷，我母親怎麼辦？排長說：『大哥如果你不見外，大嫂就充當我老婆』，我的爸爸、媽媽是這樣子到台灣來的。」
安娜的路徑是她從基輔先到烏克蘭西部，簡稱「烏西」，在一家紅酒工廠避難，等著跟媽媽會合。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安娜的母親在戰爭爆發時，人正好在哈爾柯夫處理事情，近三分之二城市被戰火肆虐，她們將近兩個星期和母親失聯。
「三月初，在哈爾柯夫很多計程車司機都不接單，母親根本出不來，後來花了很多錢，動用了很多管道，才找到了司機，等了10天才把母親從烏東接出來。」和媽媽團聚之後，安娜和妹妹、外甥，從烏西搭上前往波蘭的火車，原本只有2小時的跨境火車，這趟行程整整走了8小時。抵達波蘭邊境，他們才算真正脫離戰爭威脅。
在波蘭待不到30小時，他們又搭上火車前往德國柏林。
在德國柏林，他們在路上遇上了一對年輕情侶讓出住房，讓他們住了四天，德國年輕人幫他們找到了招待家庭，地點是在德國北部的鄉村。他們坐上巴士離開了柏林，去了德國北部，在那裡生活了將近兩個月。
在德國生活期間，安娜在愛爾蘭的妹妹邀請他們，一起到愛爾蘭西部生活，他們在德國北部安娜一家人又搭上飛機去了愛爾蘭。8月中採訪安娜時，她在愛爾蘭又生活了3個月。
安娜告訴我，烏克蘭18歲到65歲的男人，都得留在烏克蘭保衛國土。逃出來的，全都是老弱婦孺。原本得要睡在床上的外甥，歷經餐風露宿後，途中只要能躺下來地方，他都能睡。前往波蘭的途中，他在火車的座椅下面睡著了！
「看到孩子這樣，我真得很心疼；可是想到很多孩子都沒有爸爸、媽媽，我們一家人能一起出來，我們已經很幸運了！」
1949大遷徙那一年出生的賈蘭馨，今年已經73歲，跟我們說了一個素昧謀面大姐的故事。她說：「戰艦門的鏈條上，扒的都是人，一個空間本來是二、三十人，擠上兩三百人，姊姊被媽媽背著，戰艦門關上，姊姊大叫一聲，然後又發現，姊姊已經斷氣了！」
當年離開中國120萬人的背後，每一個人都有屬於心酸跨海的故事。800萬離開烏克蘭的人們，同樣有道不盡的遷徙歷程。73年過去了！
儘管時空不同，民族不同，地理位置的差異，場景已大不相同。但當我聆聽1949大遷徙和烏俄戰爭的故事時，
總會響起這樣的說法，「當初來台灣，以為很快就能回去了！沒想到一待就是數十年。」而安娜也說：「我很愛烏克蘭，但不知道戰爭何時結束？結束後，我能不能立刻回家？！」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紀錄片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