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比滿清還不如。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在100年前說過的一句話：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
失敗者回憶錄173：九七頭十年的民主派
台灣有朋友跟我說，黎智英應該是統派吧！他從黎智英公開反台獨、反港獨，甚至指示香港《蘋果》的編輯主管遏制宣揚「本土」的文章，導致香港《蘋果》後期受到香港年輕人「罷買」。香港年輕人指他和泛民主派是「大中華膠」，「膠」的意思就是「思想觀念僵化」。比如「左膠」就是指「平等」壓倒自由的思想觀念「僵化」。「大中華膠」就是指追求中國社會進步、民主自由，到了不顧現實的「思想僵化」地步。
按我對黎智英和泛民主派的認識，不能以台灣朋友常用的「統」「獨」二分法去形容。我認為他們不是「統派」，當然也絕不是「獨派」。就黎智英的基本思想來說，應是「美國派」，而且屬於美國「新保守主義」派。包括他在內的泛民主派，或者我之前講過的「愛國民主派」，其實都不支持「統一」：無論是香港走向一國一制的統一，還是台灣與中國的統一。但他們也不支持「台獨」「港獨」。
原因是從國際關係和政治現實來看，台獨、港獨都不現實。美國和西方世界所支持的是「不統不獨」。就台灣來說，西方支持維持現狀，反對以任何方式尤其是以武力改變現狀；就香港來說，西方支持《中英聯合聲明》所列出的所有中國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反對中國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已沒有現實意義」的論調，也反對香港獨立於中國之外。
就國際戰略形勢和現實政治來說，香港維持九七開始時的狀態，是西方國家和香港人當時認為最好也是唯一選擇；對台灣來說，「統」與「獨」的主張都沒有意義，因此，「不統不獨」也是唯一選擇。
我與泛民主派在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在2015年香港大學的學生報《學苑》提出「香港民族論」的時候，我從維護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出發，認為「香港人有宣傳港獨的言論自由」。因為「講」而已，又不是行動，更不用說有行動力了，為什麼不行？當然，香港人也有宣傳一國一制即完全統一的言論自由。我在《蘋果》社論中寫過一篇「香港人有宣傳港獨的言論自由」，據知黎智英很感冒，不過他沒有當面跟我說。
但這是香港抗共運動後期的變化。
在抗共的早期，也就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時我跟後來成為民主派主要角色的司徒華已經認識頗久了。在1981年《七十年代》脫離左派獨立經營的募資中，司徒華與他任會長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的幾個骨幹，合共投資了十萬港元支持我另起爐灶，佔股份的七分之一，是支持較多的一個群組。從他這個行動來看，他更在意的不是「一國」，而是「兩制」中的自由。
我跟司徒華較有深交。他早年思想左傾，參加過中共的青年團，也嘗試過要求參加共產黨，但未被接受。我在《七十年代》創辦初期認識他。八十年代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過不少意見。他的「愛國」思想包含過去追求的「民主中國」的理想，因此，他接受中共輕言的「港人民主治港」。到六四後，仍然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為畢生志業。
我曾經跟他爭論過，我說中共作為列寧式政黨，加上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傳統，唯權是尚是一以貫之的。但在掌政權後與掌政權前，地位與權力觀念已完全不同，它已從一個領導者變身為統治者，它的民主承諾如何可以相信？司徒華就認為中共在經濟上要依靠香港，不會不守承諾。又認為台灣維持現狀對香港有好處，因為江澤民說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灣有「率先垂範」的作用，也就是說要以香港的成功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既然《基本法》明確定下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是最終目標，那麼只要動員香港人去爭取，民主是可以實現的。
從道理上說，他沒有錯。任何領導人若從國家利益來衡量，應該都會看到守住香港一國兩制、按照原來的制度運作，對中國絕對有益無害。即使是滿清時代，也懂得聘請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半個世紀（1861年－1911年）之久，以杜絕海關的貪污，保證朝廷能夠得到穩定而且不斷增長的稅收。
但中共政權比滿清還不如。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在100年前說過的一句話：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中國在開放潮流中，從最高領導階層，到各大中小的掌權者，幾乎都紛紛投入以權謀私的漩渦中。中國掌權者，即使是一個本性善良、公正、清廉的人，都不可能真正顧及國家的利益，而只會考慮特權階層及個人的利益，否則就無法在中國官場中生存。對外的所有冠冕堂皇或戰狼式的語言和行動，就只是要維護國家的面子。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對各級權貴來說，是最方便謀取個人私利、也是成本最低的洗錢基地。向台灣「率先垂範」？個人利益當前，那是顧不上了。
基於此，在香港推動民主，就是加強民意監督來保障香港的原有制度。這是與中國特權階層的利益相抵觸的。所以，不管民主派如何就愛國表態，哪怕毫無道理也毫無意義地在香港立法會投票支持「反台獨」議案，對中國來說也只是面子上好看。中共真正在意的，是民主派在議會反對有利於中國滲透的議案，和要求擴大在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中的民主參與。
大約是在香港主權轉移的頭十年吧，中國對香港還沒有從暗到明的政治干預，中國暴發戶還沒有大舉侵蝕香港市民生活，香港本土思潮還沒有冒起，那時我的言論傾向支持以司徒華、李柱銘為首的民主派，儘管並不同意他們的所有主張。因為當時只有民主派 才可以制衡建制派，和遏制中共的干預。
失敗者回憶錄174：另一人生階段的開始
黎智英邀我編論壇版時，向我保證所有編選稿件全由我做主，其他高層不能插手。
我寫香港抗共運動近四十年的記憶，已知我講到各抗共派別時，必會引起不同光譜人士的批評和回應。比如近日談到從中英談判到九七頭十年的民主派，就有讀友說許多人都在監獄受苦，或被迫流亡，我批評他們無疑是「落井下石」。也有讀友說民主派一開始就主張「民主回歸」，把香港帶到萬劫不復的境地，罪無可恕。
許多人習慣從最後的認知或印象去判斷一些人、一些派別數十年來的是非功過。如果寫作人都這樣，就沒有歷史真相了。我寫這回憶錄，時刻警惕自己的，就是必須以當時的政治現實去審視當時的人物和派別，不能以我後來的認知或印象去審視以前。對我自己也一樣，我會記住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話：「真正的知識份子，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我們都有過歷史局限，也不可免地有過錯誤判斷。
九七頭十年民主派的錯誤判斷可謂多矣。首先是九七前夕中國設立的特區籌委會因反對彭定康政改，而改變原定九七前到九七後的政治「直通車」計劃，要求所有1995年選出的立法議員全部「下車」，另成立「臨時立法會」作過渡。實際上，按當時形勢，中國只是在面子上要否定彭定康而已，1995年選出的立法議員，籌委會原則上都會委任的。但民主派議員為了杯葛「臨時立法會」，就全部不參加遴選。於是，中共就塞進了一批親中人士，由此組成臨時立法會，結果通過了「公安條例」這惡法，還通過有利於親中派的選舉條例。
對民主派杯葛臨時立法會，我公開表示過反對，我認為在這問題上，要權衡利弊懂得妥協。可惜民主派沒有接受我的意見，於是造成後患。
不過，民主黨仍然是1998年選舉中產生的立法會最大黨，它在立法會一直是制衡董政權的最主要力量。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主要動員力量也是民主黨。
針對當時立法會的三個政黨：自由黨、民主黨、民建聯，我曾經用魯迅寫過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形容之。以商界為主力的自由黨，是會看風使舵、識時務的聰明人；親中的民建聯就是只知道跟著中共黨走的奴才；而由一批學員精英組成的民主黨，就是傻瓜。這些「傻瓜」放著好好的專業不去賺錢發展，也不肯在「六四」後急轉彎去逢迎北京撈取政治利益，卻要堅持為香港市民的自由、法治、民主去投身政治。但實際上他們又不懂政治，不懂得在什麼事情上要堅持、什麼事情上可以妥協。
當然，後來他們會妥協了，但卻是在應該堅持的事情上妥協。這是後話。
20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雖有香港人在遊行中喊出了「還政於民」的口號，算是開始有了自主意識。但這口號沒有喚醒絕大部分香港人，反而引起中共的高度警覺。再加上在全球化的經濟起飛中，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崛起，貪污腐敗在大陸如水銀瀉地般無所不在，大批中共權貴利用香港洗錢和走資。香港原有的重法治、講規則、廉潔處事的秩序，已成為對中國權貴的絆腳石。
於是，中聯辦開始計劃在香港成立「第二個權力中心」，也就是考慮對香港實行從暗到明的干預，甚而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2005年，黎智英邀我主編《蘋果日報》論壇版。其實我自1995年底就在論壇版寫專欄。十年裡，論壇版換過幾個主編。據知都是老闆起先看重、其後不滿所致。老闆認為論壇版是言論重鎮，所有文章都必須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曾有一編輯助理因為訪問一位不那麼支持自由辦學的學者，而被黎老闆下令調職，終於不歡離去。
我曾經向黎智英表示，言論自由不應該用權力壓制你認為有害的意見，如果你壓制了，那麼如羅素所說，只說明你的意見經不起考驗，即你自己受到這些意見的壓制。但他認為，其他反自由民主的傳媒已在另一方，我們堅持自由民主的在這一方，這種不同意見的對抗就是言論自由。
黎智英邀我編論壇版時，向我保證所有編選稿件全由我做主，其他高層不能插手。他個人有時或會提出些意見。我對他說，不僅是他，報館任何人都可以對我主編的論壇提意見，但都要在已經刊出後才提，而不要在我簽了大版之後要改版或抽稿。他說這一定不會。我說我非常重視這個工作，要把它辦成言論自由的陣地。我不會壓制與我政治思想不同的意見，只要是寫得好及有獨特論點，即使立場觀點不是我願意接受的，我也會讓讀者去評斷。因為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是自由的，道理不能夠向讀者灌輸，而應該由他們自己判斷吸收。我又提到會向一位與《蘋果》交惡的作家邀稿，並且不一定採用他邀來、並付高稿酬的中國民運人士的稿件。他表示接受我所有的編輯條件。
那年我69歲。是我編輯事業另一重要時期的開始。也就在那時，民主派開始分裂，中共向香港大舉侵凌，我編論壇受到的挑戰並不少於主編《七十》《九十》的時期。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