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美國聯邦大陪審團起訴了五名男子，罪名是參與中國政府針對居住在美國的異議人士進行打壓的陰謀。雖然其中的三名男子最初在3月時已被控告，但最近的追訴增加了兩名新的被告：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一名在職僱員和一名退休僱員。美國聯邦官員的涉入表明，中國政權的跨國鎮壓運動──其試圖跨越國界、扼殺流亡倡議者和海外社群的異議聲音──不僅涉及在美國本地執行任務的中國特工，而且還牽連了對美國機構和人員的籠絡收編。
跨國鎮壓的運用正在一丘之貉的威權政府之間蔓延，而這一趨勢有可能部分是被潛在目標的向外擴散所驅動。隨著世界各地許多國家加劇了在國內的鎮壓行動，更多的人轉向國外尋求安全之道；僅僅在2021年，就有大約12萬名中國公民向其他國家申請庇護，這還不包括數萬名逃離香港以遠避政治迫害的港人。
自由之家最近發佈的一份報告《捍衛流亡的民主》探討了民主國家能如何應對跨國鎮壓事件，並指出在現有的安全、移民和外交政策中，可能被試圖控制海外異議人士的專制者所利用的弱點。一個對此有效的回應需要認知到，像中國政府這樣的行動是對國家主權、民主體制和行使基本人權的威脅。
世界上最惡劣的跨國鎮壓犯罪者
所有的威權政府都害怕異議，因為不同的聲音會威脅到他們對權力的控制。在境內以及（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境外，許多獨裁者都找到了方法去恐嚇、騷擾和傷害那些批評他們，或者為基本自由發聲的人們。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共）在這方面的規模和野心是獨一無二的，它試圖對所有身處海外的中國公民和僑民群體進行控制──這一事實最近得到了加拿大法院的認定。
根據自由之家的研究，中國的專制政權進行了世界上最綿密、最全面、且影響最深遠的跨國鎮壓行動。自2014年至2021年間被記錄下的735起跨國鎮壓人身案例中，有229起是由中國造成的；被鎖定的對象居住地橫跨了所有有人類定居的大陸，以及至少36個國家。
與其在境內的鎮壓模式相似，中共將目標鎖定在異議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還有整個民族、宗教或社會團體。身處風險的人包括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運動的前學生參與者、香港人、維吾爾人、藏人、蒙古人、法輪功學員、人權倡議者、記者、前國家公務人員，以及其他批評該政權的人。今年2月，美國花式滑冰選手劉美賢不得不在暗中護送和嚴密保護下於北京冬奧出賽，因為她和她的父親──一位政治難民和人權倡議者──成為中共跨國鎮壓計劃的目標，但此計畫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所阻止。
詢問、威脅或賄賂：公開或隱晦的針對海外個人的鎮壓手段
跨國鎮壓的各種手法包括暗殺、引渡、非法驅逐出境、攻擊、數位監控和騷擾，以及脅迫身處母國的家庭成員或朋友。這些攻擊引發的寒蟬效應不僅超出了目標個人范圍，且震懾了在海外僑民群體間的異議。直接的、單方面的攻擊，如沙烏地阿拉伯特工在伊斯坦堡領事館殺害記者賈邁勒．卡舒吉，往往會躍上頭條版面；然而，獨裁者藉由流亡者身處國家的政府幫助下，透過公開的雙邊合作、或操縱當地國家的機構和組織來實現他們的目標，則更為常見。有鑑於其顯著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政府尤其善於從眾多的外國政府那裡獲得支持。
中國官員有能力操縱如塞爾維亞、埃及、馬來西亞、哈薩克和尼泊爾等不同國家，拘留（有時甚至遣返）中共鎖定的人物。作為維吾爾人長期以來相對安全的避風港，土耳其隨著自身與中國的經濟和外交關係日益密切，其當局在2021年間對維吾爾人的施壓越來越強烈。土耳其官員逮捕了幾群維吾爾人，並在他們參加了中國駐該國外交機構外的抗議活動後，威脅要將他們驅逐出境。同樣的，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政府當局也為北京的跨國鎮壓出了一份力。
雖然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斷提高，中國政權仍持續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利用它們來拘留和遣返來自柬埔寨、波蘭、韓國和肯亞等國的人民。去年，儘管國際刑警組織在一名維吾爾族倡議者伊德里斯．哈桑被捕不久後就取消了通緝令，北京仍得以在摩洛哥拘留他。哈桑現正等待被引渡到中國。
中國政府已經和34個國家締結了引渡條約，還有更多的國家，包括土耳其，則正在考慮中。即使這些引渡條約沒有導致當事人被驅逐出境，這些協議也會干擾人們申請庇護。 2020年，中國駐基輔大使館向烏克蘭移民局提出申請，要求拒絕自新疆逃離的哈薩克族人伊力森．艾爾肯的庇護申請，並將其遣返回中國。他在這之後逃到了德國，並在那裡因 「非法越境」而被拘留。
在西歐，北京曾試圖利用外交上的特殊管道來壓制批評者。 2019年，中國特工會見了安吉拉．桂（Angela Gui），警告她不要再為她的父親──瑞典公民桂民海，四處奔走。桂民海本人是跨國鎮壓的受害者，從泰國被綁架到中國，並在最終因政治性的指控被判處10年監禁。中國特工們透過時任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安排了與安吉拉的會面。
在官方合作管道不太容易被操縱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依然找到了針對個人進行壓制的手段。例如，自2014年以來，中國政府通過「反貪腐」名義進行的「獵狐行動」在至少90個國家追捕了數千人，該行動試圖強迫這些當事人，要不返回中國受審，否則就自行了結生命。「獵狐行動」及與之相關的「天網行動」試圖將中國的法律制度輸出到該國的實際邊界之外，兩者並且行之有效。
在美國，中國政府鎖定了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前學生參與者，包括一名正在競選美國眾議院席次的候選人。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特工計畫收集或編造有關此人的傷害性資訊，甚至對他進行人身攻擊，顯然是擔心他當選後，其對中共的批判性立場會更有影響力。其他跨國打壓計劃包括監視藝術家、倡議者，以及西藏、維吾爾、法輪功、香港和其他散居在美國的海外社群成員。在這些行動中，中國特工雇用美國人作為私家偵探，包括現任美國國土安全部和紐約市警局部門的職員；中國政府相關單位還試圖賄賂美國國家稅務局的一名僱員。這種手段不僅威脅到這些政府機構的誠信，同時也降低了受影響的海外社群成員和美國當局之間的信任。
加強具民主價值的保護措施
自由之家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了身為接收國的民主政府用來保護流亡者和海外離散群體免於跨國鎮壓威脅的一些政策和做法。
在安全政策領域，執法機構對威脅的有所警覺有助於積極主動地保護潛在的受害者，並使得被鎖定的當事人們順利通報。在美國，司法部發布的起訴書對外發出了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意即政府將如何應對外國安全部門恐嚇美國居民的企圖。聯邦調查局有一個網站，上頭涵蓋了有關跨國鎮壓的信息；調查局並且分發了兩份關於常見跨國鎮壓策略的非機密性反情報公告。這些措施在易受傷害的海外社群中建立了抵抗的韌性，同時針對境外代理人和為他們工作的人進行問責。
在移民政策的部分，幫助維吾爾人和其他被鎖定的群體獲得永久的合法居留身份可以保護他們免於遭受持續的壓迫。實現這一目的的潛在方法包括像土耳其有的特殊移民途徑、或瑞典針對群體迫害給予正式承認，以減輕庇護申請的難度，以及像加拿大那樣，為人權捍衛者設置新的難民安置項目。
最後，接納流亡者和異議者的政府，必須對像中國這樣發起跨國鎮壓的肇事國的高層官員們進行問責。美國已經對在境內外侵犯人權的中國國民實施了簽證禁令。民主國家可以（並且應該）對那些為跨國鎮壓負責的人實施類似的針對性制裁；他們還應該對即將上任的外交人員進行篩選，檢驗其是否曾經參與騷擾流亡者。多邊行動將提高任何此類措施的有效性，特別是遏制對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或其他警告的濫用。
雖然許多迄今為止採取的補救措施值得肯定，但它們只是一個開始。要確保對流亡者和海外僑民群體一貫性的保護，還需要做得更多。例如，美國已經採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來打擊跨國鎮壓，但在過去兩年中，美國沒有透過其難民安置計劃接納任何維吾爾人；台灣當局儘管起訴了對來自香港附近的流亡者進行人身攻擊的行兇人士，但其對港人和中國人相對嚴格的移民政策，迫使許多尋求庇護者在未能獲得永久居留權後，轉往到其他國家。
儘管外界對其在境內外專制作為的警覺性不斷提高，中共依然持續並明目張膽地騷擾和恐嚇那些它認定是政治威脅的人。北京的跨國鎮壓行動範圍之廣，需要一個強而有力且一致的、具民主價值的反應；這樣的作法既能保護基本人權，也能遏制全球專制主義的上升趨勢。
雅納．格羅霍夫斯卡婭是自由之家的跨國鎮壓和移民議題資深研究員，也是《捍衛流亡的民主》報告作者之一。
代安玲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研究的資深研究員；她同時也撰寫《中國媒體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