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會議後的歐洲政治，雖籠罩在保守主義的氣氛下，強調正統，反對革命，以「協調」與「均勢」來維護梅特涅（K. von Metternich，1773-1859）所建構的和平體系。但是一般民眾既受法國大革命期間「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激盪，又因英國工業革命後新興中產階級要求參政權的呼聲，仍然在各地與政府發生衝突。當法國的查理十世（Charles X，1824-1830在位）繼承其兄路易十八（Louis XVIII，1814-1815.3，1815.7-1824在位）的王位後，因迷信君權神授且性情頑固，「寧可鋸木為生也不願為英國式君王」，乃倒行逆施地，乘法軍攻占阿爾及利亞（Algeria）之機會，頒布〈七月詔令〉（July Ordinances），箝制輿論，限制選舉，改組國會，意欲恢復專制；然卻立即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巴黎發生暴動而形成了1830年的革命。飛舞三色旗，高唱〈馬賽曲〉的群眾，終於又推翻了波旁王朝，而改立奧爾良公爵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duc d'Orleans，1773-1850）為王。這一次的「七月革命」在法國建立了近似君主立憲的議會政制（a Quasilegitimate Parliamentary Monarchy），政權操縱在富有的中產階級手中（因選舉權有納稅資格限制），內閣對國會負責而不對君主負責，新的國王不是「法國國王」而是「法蘭西人的國王」（King of the French），天主教不復是國教而僅是大多數法蘭西人的宗教，三色旗更替代了波旁王朝的白旗。
1830年法國的七月革命，不僅促成了比利時的獨立與瑞士的民主化，且其影響遍及歐洲各地。為了緩和革命的衝擊，費特力六世於1830年詔令丹麥各省設置參議會，議員由擁有不動產的公民選出，以訓練公民行使參政權，作為實施憲政的準備。費特力六世還實施了最後一項仁政，便是於1837年下令禁止刑求，不准拷打罪犯。他在內憂外患中為國家奮鬥了五十五年，於1839年崩逝時，卻沒有留下子嗣，只能由當時年已五十五歲的侄子基士揚八世（Christian VIII，1839-1848在位）繼承王位。
基士揚八世接位後，由於國民義務教育的成功，民智日啟，經濟復甦，要求實施民主憲政的呼聲亦日益提高。聰明而英俊的國王沒有採取高壓的手段來抗拒，相反的，於1841年下詔訂頒〈地方自治實施法〉，准許各地民眾自行選舉地方政府首長，自行管理地方政府事務，使社會因之欣欣向榮，充滿了祥和繁榮的氣氛。在首都哥本哈根，1840年興建杜凡生美術館，1843年創建「梯浮里娛樂公園」（Tivoli Amusement Garden，美國迪士奈樂園即係仿此而建），1847年創辦嘉士伯啤酒廠（Carlsberg Brewery），同時開始建造輪船，擴展鐵路，人民生活也得以不斷改善。但他自己卻不幸地於1848年初薨逝。繼承王位的費特力七世（Frederik VII，1848-1863在位）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考古學家，但性情孤僻，沉湎酒色，並不孚眾望，接位時年已四十，離婚兩次，且和一位平民女子同居。他認為在舊石器時代的丹麥，存在食人風俗的立論，更無人加以相信。然而，當他舉行登基典禮以前，民眾於1848年3月21日在哥本哈根示威遊行，要求實施民主憲政時，他卻做了一個最佳決定：在基士揚宮（Christiansborg Palace）的陽臺上，痛快地立即答允，不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地用武力去鎮壓。所以，丹麥沒有流血，未經戰爭，輕鬆地推翻了十七世紀以來的專制政體，和平地進入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
縱係如此，費特力七世仍須面對棘手的薛來斯威及霍爾斯坦問題，因為這一個聯合大公國面對的不是自由憲法問題，而是其隸屬於丹麥抑或歸併於德意志領邦同盟（Deutscher Bund）的問題。在歷史上，其大公不是丹麥的王子，便是日耳曼的諸侯；在文化上，北部的薛來斯威說丹麥話，南部的霍爾斯坦則習慣於說德國話；在法制上，原本適用丹麥法律，但在1815年德意志領邦同盟成立後，霍爾斯坦又應邀參加。依據德意志的法律，唯有男子才能繼承王位或侯爵，但丹麥的繼承法則允許女子亦可封王襲爵。基士揚八世在位時，曾於1846年發表公開信，聲明丹麥法律適用於薛來斯威。迨至1848年制訂憲法時，費特力七世循例宣布行憲範圍包括薛來斯威及霍爾斯坦聯合公國，但卻立即引起德裔民眾的強烈反對，相反地要求把聯合公國包括薛來斯威一起併入德意志領邦同盟。丹麥乃派兵鎮壓，德裔民眾更一不做二不休地在基爾成立臨時政府，起兵反抗並向法蘭克福的德意志帝國議會（Bundestag）求援。普魯士乃應邀出兵，而與丹麥爆發了丹麥史上所稱第一次薛來斯威戰爭（The First Schleswig War，1848-1850）。
其時，丹麥民智已開，不僅青少年均已接受國民教育而勇於獻身報國；並且農民們亦因為參加了「民眾高等學校」（Folkhøjskole）用丹麥文學習丹麥文化，而感到有維護自己民族傳統的天職；所以一聽到德軍入侵的消息，立即自動請纓，紛起抗敵。士氣如虹地連打了幾場硬仗以後，終於在1849年的7月6日，以費特力齊亞要塞（Fredericia）為樞紐，集中優勢兵力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震動了全歐。以勇敢善戰著名於世的普魯士軍隊，居然在丹麥吃了敗仗，不禁令人對英勇的丹麥人刮目相看。
同時，普軍此次行動，有意改變1815年所確定的各國疆界，勢必破壞歐洲均勢，違背了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原則，也引起了列強的干涉，為防止戰禍擴大，英艦示威北海，俄軍陳兵東疆，局勢又一度緊張。1850年英、法、俄、普、奧、瑞典和丹麥共同集會於倫敦，議定雙方停戰並保證薛來斯威和霍爾斯坦聯合大公國，雖由丹麥國王兼領爵位，但仍有其自治權利且不可加以分割。換言之，回復戰前現況，領土未有增減。然而，戰後在丹麥，自由主義的思想愈益彌漫，人民至上的呼聲也響入雲霄，在費特力齊亞所建勝利紀念碑，亦不同於以往之為君王或元帥的塑像，而係無名英雄所象徵的農民軍隊塑像。
丹麥在事實上，已經和平地接受了1848年的革命精神，不僅有葛隆維等賢哲在朝努力建構憲制，奠定民主基礎，並且有安徒生和祁克果等大師在民間傳布文化、提昇人性，促成社會的更新。真要瞭解現代化的丹麥，亦就必須先認識這幾位「天才」的思想與事功。
＊作者為德國明斯德大學（University of Münster）哲學博士。曾任多所公私大學教授、臺灣省教育廳長、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客座教授、哥本哈根自由中國新聞處主任、中華民國駐丹麥代表，以及駐泰國特任代表。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丹麥史：航向新世紀的童話王國》（增訂二版，三民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