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每個人都只能踏進一條河一次，到了第二次，河就不再是同一條河，你也不再是同一個你。兩千年後，蘇聯猶太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加上了一句：每個人也只能搭火車前往集中營一次。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變化。幫這個版本的《血色大地》作序，就像是在逆著河水而行。因為我不能把同一段歷史寫兩次，現在已經不是同一個時刻，我也不是當年那位歷史學家。不過我還是可以談談這本書的誕生，談談它所引起的反響。
《血色大地》剛出版時，世界各地正開始上演民主退潮。十年之後，民主和歷史都逐漸從公領域消失。《血色大地》引起的餘波盪漾，讓我找到一個說法理解事情為何會變成這樣。就在本書出版後，一場爭論也跟著爆發。但爭論的重點卻不在書籍本身，而在一個不大相關的問題上：我是不是比較了一些不能拿來比較的東西？本書忠實呈現了東歐在歷史上如何同時受到納粹與蘇聯勢力的影響，但這種寫法顯然刺激到某些人，令他們爆發了某種本能式回應：「你怎麼可以將猶太大屠殺跟其他事件相提並論？」「你不能把希特勒拿來跟史達林相比！」「納粹德國與蘇聯無法相互比較！」這些反應令我困惑，因為《血色大地》開宗明義就是要書寫納粹與蘇聯在東歐的歷史，而不是著眼於兩者之間的比較。
為了理解批評者為何執著於「不能比較」，我必須暫時擱置我的作品，思考社會上的文化記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文化記憶的規矩跟學術研究不同，設有著許多禁忌，而這些禁忌往往奠基於矛盾的邏輯。當有人說「不能比較」，他們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不想花時間找資料，而且我已經先比較過了，所以現在不准你用自己的方式把這兩者重新比較」。當代社會正在形成一種慣例：那些聲稱握有話語權的人，越來越常在人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先做好了比較，再把這種比較變成禁忌。雖然本書的核心並非比較，但比較卻是審慎學術研究的常態。如果比較變成一種禁忌，社會就會陷入自我審查跟思想箝制。
禁忌的力量不外乎來自於重複灌輸，「不能比較」也不例外。在2010年代初以前，俄國官方對待文化記憶的態度，就是「不要比較」。俄國的這種禁忌，讓德國的罪行變得不可質疑，讓蘇聯的罪行變得無足輕重，更讓普丁政權在政治上無往不利，開始盡其所能地讓其他國家也這麼相信。但除了俄國之外，德國也有「不能比較」的禁忌。與俄國不同，德國政府致力於教育人民，使大眾明白前朝政權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但官方版本的猶太大屠殺，卻不幸出現兩個問題：首先，它太過強調集中營，而非真正要命的槍決刑場和死亡工廠，從而淡化了納粹罪行的嚴重性。其次，它讓德國人直覺以為猶太大屠殺就是學校所教的那樣，而其他版本的歷史都是在避重就輕。《血色大地》裡的猶太大屠殺，其實遠比德國教科書裡所述的範圍更廣、更加恐怖，也涉及更多德國人；卻因為放在更廣的脈絡下討論，從而引發質疑。
美國自身的問題也助長了禁忌的形成。猶太大屠殺在冷戰期間並不受美國人重視，但到了世紀之交卻一躍成為關注焦點。在此同時，冷戰時期過度誇大的史達林罪行，則逐漸從美國人的記憶中消失。美國開始盛行一種說法，說美國是為了阻止猶太大屠殺才投入二次大戰。這當然與事實不符。美國當年的反猶主義，妨礙了小羅斯福總統帶領美國參戰。抵達亂葬坑跟死亡工廠等屠殺之地的也不是美軍，而是蘇聯的紅軍。二戰結束後五十年，希特勒已是美國人公認的暴行代表。他被描繪成一個瘋子，距離今天的我們太過遙遠，而且無從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過問為什麼希特勒會把美國當成榜樣。美國小學生都讀過安妮．法蘭克的日記，但卻沒有人告訴他們安妮之所以會死，是因為美國沒有讓她們家以難民身分入境。猶太大屠殺在剝去歷史脈絡之後，就化為一種純粹的邪惡，讓美國人自以為代表良善的力量。當有人要把猶太大屠殺放回歷史上的時空背景，他們就覺得不大對勁。
1930到1940年代的暴行，正逐漸從歷史中淡出，換上了名為「記憶」的外衣。如果繼續把談論當成禁忌，我們就會在缺乏描述與解釋的無知情況下「紀念」那些自己從未參與過的事件。沒有歷史的記憶，終將逐漸化為遺忘。
歷史不會重演，沒有事物會完全一模一樣。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變化；但所有的流動和變化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歷史海納百川，無所不包，也包括我們對歷史的觀察。我們變得更有智慧，是因為我們一次次回到河邊，不斷重複思考，一再重複詮釋，盡力用新知識填補舊知識。1989年後，我們對東歐的了解，或者說東歐可以讓人了解的部分，已經大幅拓寬變廣。我們比以往更加理解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悲劇：人類究竟如何謀殺了那一千四百萬人。但這些知識仍舊散落各處，而我想把它們整合起來。
「不能比較」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幻想：把比較的對象隔絕開來，讓各自都能保持純粹。猶太人的歷史必定是獨一無二，因為他們曾被人指名消滅；德國人是清白的，因為他們早已道歉；俄國人不能批評，因為蘇聯曾被納粹德國擊潰；美國人是良善的化身，因為他們打過一場正義之戰；烏克蘭人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遭史達林刻意餓死；波羅的海人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被大量驅逐流放到古拉格。波蘭人當然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先後遭德國和蘇聯屠殺。這種把每個對象完全區隔看待的幻想，讓國族史混淆成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混淆成禁忌。然而，無論是民族史或國別史，都只有在跟他人互動時才有意義。歷史是一種不斷向外互動的過程。
我們需要歷史，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汲取教訓。我們甚至需要歷史，才能成為獨立的個體。禁忌會讓我們分裂為部落，無知會讓我們淪為暴民。只有歷史才能讓每個人用相同的基礎思考是非善惡，成為每一個獨立的個體。
正是這種「不能比較」的自滿心態，讓我們更難付出心力保護良善的體制，更容易讓自己國家的歷史淪為平庸。歷史從來不管你的國家獨不獨特，也不管你的感受舒不舒服。歷史只會展示出人類可能會做出哪些事情，讓我們思考那些事情會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當我們看過人類行為的可能，明白自己也可能做出同樣的行為，我們在應對身邊的社會環境時，就能多帶有一份責任感。無知、禁忌與各種自詡無辜的迷思，都無法增進我們對現在的理解。知曉過去歷史事件的樣貌，才是通往眼前世界的門票。如果問我《血色大地》在往後幾十年最能帶給人們什麼啟示，我會說有些歷史現象只有同時去看納粹德國和蘇聯，才能得到全貌。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耶魯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院終身研究員，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東歐現代史，精通十種歐洲語言。本文選自《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衛城出版）作者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