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專訪》法蘭西全境陷入癱瘓、戴高樂差點被逼下台：半世紀前的巴黎學運分子談1968

「這是西方社會第一次出現真正的『青年世代』，巴黎第一次有百萬人在街頭抗爭，也是法國第一次有千萬人發動罷工。」

潘鳴嘯

時近傍晚，穿著直條紋藍色襯衫的潘鳴嘯在台北咖啡廳現身。這位69歲的法國長者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開朗、親和，不過當他張口就是流利的北京話，即便跟記者還只是寒暄，潘鳴嘯半世紀的中國當代研究功底，已不言而喻。

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教，同時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的潘鳴嘯（Michel Bonnin），14日應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在乍暖還寒的四月第五次來到台灣。他這次來，不是在學院裡談中國的知青與中國的1968—多數台灣人不太熟悉的「上山下鄉」運動，而是準備在思沙龍活動中對大眾說說「自己的1968」，這個話題也成為這次風傳媒專訪的最初提問。

半世紀前，當時19歲的潘鳴嘯還是一名哲學系學生，不過他恰好躬逢其盛，參與了法國的1968「五月學運」（Mai 68）。除了對警察丟過石頭、作為學生代表跟教育部長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談判，潘鳴嘯當時的女友還騎在他的肩上，把街頭的法國三色國旗撕成代表博愛與左派的紅旗。

當時作為馬克思信徒、一度準備踏上新儒家研究之路的潘鳴嘯，雖然早就對蘇聯與毛派都抱持懷疑、甚至批判的立場，但1968所洋溢的左派基調與改革意識，卻深深刻畫在他半世紀來的學術工作之中。作為法國1968的實際參與者，後來卻成為毛澤東1968一個政策決定的研究者，這其中的偶然與因果實在讓人饒富興致。

潘鳴嘯說，自己並不是一個熱衷政治的學生，也不是一個學運的積極分子。他在哲學系念法文版的道德經，同時也醉心於大西洋對岸的嬉皮文化。在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的影響下，他那一代法國學生有不少人對東方思想、哲學深感興趣，看不起只注重物質的庸俗生活，想到處流浪。在17歲高中畢業時，潘鳴嘯也確實搭著順風車，相當克難地從法國到土耳其去流浪了一番。

雖說自己不熱衷政治，但潘鳴嘯也承認，自己對於社會公平還是是有理想的，他那一代人也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談到與1968學運的淵源，潘鳴嘯說，他當時念的南泰爾大學（Nanterre University，即1968之後改制的巴黎第十大學，當時還是巴黎大學的西郊分校）恰好就是「五月學運」的最初發源地，「雖然我不是一個很積極的活動分子，但當時學校裡的政治氣氛很濃厚，也有少部份激進的學生」。 （相關報導： 思沙龍》「我們在占領行政樓」學生遭逮捕、丟石頭抗警察　巴黎社科院教授直擊1968「五月風暴」現場 ｜ 更多文章 ）

不過後來演變成全國大規模遊行示威、甚至挑戰戴高樂政權的這場「五月風暴」，其實一開始跟政治並沒有直接關係。潘鳴嘯笑著說，這其實是南泰爾大學的部分男學生想要得到「進入女學生宿舍」的權利（男生當時不能這麼做，但是女生卻可以進入男生宿舍），所以跟校方的行政部門起了衝突。潘鳴嘯說，「性解放」確實是他們那一代法國人的「期待與盼望」，不過抗爭最大的動力，恐怕還是來自於對越戰的反對立場。

潘鳴嘯說，全世界都看到了越戰的照片跟影片，所以法國學生都受到很大的刺激。這可能是國際事件第一次透過傳媒發生全球性的影響，因為1968年不只法國，全世界有30個國家發生學運，法國雖然是當中鬧的最厲害的，但也只是這股反戰浪潮的一分子。在傳媒力量的影響、與那一代法國青年的思想盼望之外，潘鳴嘯銳利地指出：「我覺得我們是第一次由青年世代形成的政治力量。」

「為什麼呢？我覺得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我們是戰後嬰兒潮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人太多，不過人多也代表有力量。另一個原因可能更重要，就是戰爭之後的經濟發展非常快，社會也需要更多有知識的人，中學與大學這個時候開始普及化。在法國也好、在美國也好，多數人當時都會唸高中，上大學也有相當一部分，所以我們變成比較『長期的青年』。以前的人會有『孩提時代』，但不會有真正的『青年時代』，因為小學可能還沒畢業，人們就開始工作，根本無所謂『青年』。中學、高中、大學的這個時期，戰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所以我們這一代第一次有了這個可能性，也就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青年時期』，當時我們在南泰爾大學裡，也正在尋找自己的位置。」

1968年初，6個比較激進的學生因破壞美國公司的櫥窗被捕，其中之一就是南泰爾大學的學生。潘鳴嘯說，當時法國政府的反應「太過強烈了」，引起了一個惡性循環。3月22日，幾百個南泰爾大學的學生鬧事，佔領了行政大樓。潘鳴嘯說，他當晚並不是要參加抗議，而是到學校參加音樂演奏會。當演奏會結束，聽眾們正在鼓掌的時候，一名年輕人跳上舞台，高喊「我們佔領了行政大樓！」

這個年輕人，就是68學運的領袖人物：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

潘鳴嘯說，他與孔—本迪在這之前只是算「見過」。因為他在哲學系，孔—本迪上社會學系，兩人在同一棟樓上課，但潘鳴嘯沒有太注意這個同屆、但是大他4歲的同學。第一次真的注意到這個人，就是3月22日晚上。2008年潘鳴嘯與孔—本迪在一場會議上碰面，兩人聊起40年前的那天晚上，孔—本迪說：「對，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是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的演奏會。」讓潘鳴嘯驚訝地說：「哇！你的記憶力真厲害！」 （相關報導： 思沙龍》「我們在占領行政樓」學生遭逮捕、丟石頭抗警察　巴黎社科院教授直擊1968「五月風暴」現場 ｜ 更多文章 ）

不過即便潘鳴嘯開始注意到孔—本迪，也目擊了322重要的歷史時刻，但是他還是沒有立即投身於這股學運浪潮。322當天佔領行政樓的學生們，創立了一個「322」的組織，對美國的越戰多所批判。潘鳴嘯覺得南泰爾大學當時的校長葛拉邦（Pierre Grappin）「反應過度」，他5月2日叫警察來把這些學生趕走，然後暫時關閉了南泰爾大學。學生當然不滿，第二天就轉進了巴黎大學（又稱索邦大學）開始活動，巴黎大學校長洛許（Jean Roche）也找來警察暴力驅散學生。結果這些學生就在市區的街道上開始示威，也開始跟警察有比較激烈的衝突，有人受傷、有人被抓，原本只侷限在校園內的抗爭走上了惡性循環的發展。

因爲索邦大學也被關閉了，322與其他學生組織決定5月10日包圍整個索邦大學，或者乾脆佔領索邦大學所在的巴黎拉丁區（因為大學裡大量使用拉丁語而得名），這個時候也有部分年輕的工會成員參與其中。潘鳴嘯到了這個階段，才真正參加了「五月學運」。他說：「由於我的女朋友就住在拉丁區，所以我們一起和平的參與了這場佔領。很多人在現場散步、辯論，我在現場也碰到我的大學老師跟他的太太，現場的氣氛都是很好的。」

但是部分學生開始破壞路邊的鐵欄杆，拿來充當工具將石頭路面鑿開，把石頭一塊一塊挖出來，一方面作為防禦工事，也有人當成武器投擲。潘鳴嘯與其他人表示反對，認為應該以和平文明的方式進行抗爭、不要破壞，但是那些挖石頭的人充耳不聞。潘鳴嘯說：「我覺得這些人是要模仿巴黎公社，還有1848年的法國革命。既然索邦大學被警察佔領了，他們就決定要抵抗。」當天稍晚，一輛警車突然朝人群衝撞，潘鳴嘯與其他人趕緊跳上人行道閃避。

「這時候就跟打仗一樣，馬上就要選擇『你是哪一邊』，所以我就決定『不和平』了，跟別人一樣撿了石頭就朝警車丟。可是我馬上發現，因為警車在我們中間，兩旁都是示威者，其中一次我的石頭扔得太高了，讓我擔心對面的同志可能受害，所以很快我就放棄了丟石頭。後來情勢越來越糟糕，警察開始放催淚彈，那個味道很厲害的，一些示威者就把路邊的車輛翻倒了當路障，警察拿著木棍盾牌開始進逼，現場開始流血。」

「由於我不是一個人，還帶著女朋友，所以我就跟她商量：我們還是回家吧。」潘鳴嘯笑著說：「因為她的家就在拉丁區，所以我們也不覺得自己是『逃兵』。」潘鳴嘯脫離現場後，在女友家中收聽私營廣播電台的消息。因為當時戴高樂政府禁止公營廣播電台報導相關的抗議活動，不過私營的廣播電台沒有這個問題。「他們都直接收音的，所以只要聽私營的廣播電台，就會知道哪裡有好玩的事兒，很多人就會去湊熱鬧。」

在這種狀況下，私營廣播電台也成了學運的「宣傳部」，孔—本迪在電台上以極其沙啞的嗓音（可能是因為喊了太多口號，也可能是因為催淚彈的因素）向群眾呼籲：「大家不要做沒有意義的犧牲，回家吧！」潘鳴嘯說，這是1968年5月10日晚上到11日凌晨的事，他一輩子肯定不會忘記。第二天消息見報，整個社會發現巴黎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而大部分的人都支持學生、反對警察，法國的工會這個時候也決定，5月13日舉行全國大罷工。 （相關報導： 思沙龍》「我們在占領行政樓」學生遭逮捕、丟石頭抗警察　巴黎社科院教授直擊1968「五月風暴」現場 ｜ 更多文章 ）

當時的法國總理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剛剛從阿富汗回來，說服了戴高樂總統妥協，不要只用強硬的辦法。所以政府沒有反對13日的示威，這場示威是巴黎第一次有百萬人走上街頭。可能也是因為戴高樂已經執政了10年，很多人開始有點受不了了。所以當時有一個口號：「十年，我們受夠了！」這個階段政府就很低調了，當時抗議的人潮太多，遊行的路線不斷擴增，最後守在小巷子裡的警車一看到抗議群眾就撤走。潘鳴嘯說：「（政府）肯定是不想再有衝突了，而且現場那麼多人，除非是像六四一樣開槍，不然肯定是沒辦法了。」

13日當晚，整個百萬人大遊行最後在拉丁區結束，很多抗議民眾就回家了。這個時候索邦大學已經可以進去了，政府取消了原先封閉的命令，所以潘鳴嘯跟許多學生也進到了索邦大學裡，並且邀請工人辯論，「我也是第一次在公共的環境之下，自己發表自己的意見。」不過很多工人在現場說：「我們支持你們（學生），但是你們不了解我們，我們的問題太不一樣了。」

潘鳴嘯當時在現場演說：「這其實是政府的陰謀，想要分化學生與工人。我們應該溝通，應該一起抵抗政府。」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那時也發表聲明（Union national des etudiants de France），呼籲學生、工人、民眾大團結。「法國那時候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因為政府就不敢說話了。很低調。反而我們越來越有自信。」

5月15日，聽說有一些學生決定要去佔領奧迪翁國家劇院（Théâtre de l’Odéon），院長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演員，聽說他也支持佔領。潘鳴嘯跟女友也決定到那看一看，發現劇院外頭有很多人聚會，院長也真的來開門，大家也就順勢進去。當時潘鳴嘯的女友突然有個靈感，要求騎到潘鳴嘯的肩膀上，因為奧迪翁是國家的劇院，外頭有很多法國國旗，她把國旗的藍、白部分撕掉了，只剩下紅旗再纏（在身上）。

潘鳴嘯笑著說：「（從這個舉動）就可以知道我們那時候的思想是怎麼樣的。」他不諱言，這某程度也是一種「表演」，他們當時也想要跟法國革命的英雄一樣。在奧迪翁劇院裡，一樣不斷有活動、有辯論、有人彈鋼琴，是一個很有趣的氣氛。由於5月13日開始的大罷工並沒有定出一個結束期限，後來也打破了法國的紀錄，總共有七百萬到一千萬人在全國罷工，法國陷入全面癱瘓。那時候也沒有汽油了，所以那時候我從我女朋友家到我父母家，我就騎自行車。當我騎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街上完全沒有汽車，我就覺得這個世界屬於我的。」

談到68學運（在政治上）的失敗，潘鳴嘯說：「如果說法國的1968是一場政治革命，肯定是不成功的。」「（因為）當時法國匯集起來的力量是很複雜的，這股力量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潘鳴嘯分析：「光是在學生之中，有無政府主義者、托派、毛派，也有一些學生根本沒有參加什麼派。」強調自己「是左派，但不是毛派」的潘鳴嘯說：「當時法國的毛派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有一種完全是非常正統的，我們叫馬列主義法共。在1963年中共跟蘇共分裂的時候，大部分法共就跟著蘇聯，可是有一部分跟著中國，那些人就叫做『馬列法共』。可是那些人是非常教條主義的，而且他們一開始就反對五月學運，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事。」 （相關報導： 思沙龍》「我們在占領行政樓」學生遭逮捕、丟石頭抗警察　巴黎社科院教授直擊1968「五月風暴」現場 ｜ 更多文章 ）

「另外一種毛派則是『自發毛派』，這是沒有紀律、沒有組織的，他們後來自己成立了一些組織，但是和中共的關係不是很密切的。無政府主義者、馬列法共、自發毛派根本沒有統一的意識型態，不過他們有一個相同的信念，叫做『偉大的晚上』，就是一夜之間就能把整個制度完全改變了。他們還有這種盼望、或者說這種幻想。很多老百姓都支持這個運動，但他們也不希望把整個制度打垮了，因為沒有一種制度、或者一個政治力量，可以代替現狀。」

不過潘鳴嘯強調，另一方面，「五月學運」的影響還是很大。這場運動中的學生實際上要的是「自由」，因為戴高樂的制度太過時了、太家長主義、權威主義，沒有自由。我們年輕人是需要自由的，所以在社會方面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潘鳴嘯舉例，他當時最好的同學1967年和他的女朋友同居，結果女朋友懷孕了。那個時候是不能避孕的、也不能墮胎，這都是非法的。這就是天主教的、戴高樂的保守思想。

#ComprendreLe général de #Gaulle est sans doute l’une des plus grandes figure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française. De l’appel du 18 Juin 1940 aux événements de mai 1968 – un #personnage autant adulé que contesté. #Dossierhttps://t.co/97jkcfALYy pic.twitter.com/DiQv95eXh5

— RFI SAVOIRS (@RFISavoirs) 2018年1月21日

法國總統戴高樂

當時潘鳴嘯的好朋友跟他的女朋友沒有辦法、還是要墮胎，所以只能找一個非法的黑醫生。這是很糟糕的，他們所受的苦，一輩子都會有陰影的。那個年代有很多女人在墮胎的時候死去，或者因為墮胎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認為無法接受。學校裡的紀律委員會也非常的威權，「我們在學校裡面要呼吸的，需要新鮮空氣，我們要自由」。

68年之後，包括父母與子女、老師跟學生、老闆與勞工，關係的變化很大，勞工在勞資關係之中獲得更大的權利、婦女更為解放、文化也更為開放，這在社會政策方面非常明顯。像是在71年，有343位比較有身份地位的法國女性（包括西蒙波娃、莒哈絲、莎岡、凱薩琳‧丹妮芙、演員珍妮夢露、導演阿格妮絲‧瓦達等人），聯合發表了「343破鞋宣言」，公開承認曾經墮胎，要求修改法律。74年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政府的一位女性衛生部長提案，國會通過後法國終於允許墮胎，這顯然是受到68年的影響。所以從這方面看，68學運並不是失敗的，還是有它很積極的一面。

至於戴高樂68年雖然沒有辭職，五月學運還是讓他組織了一個新政府，新的閣員都是比較開明，比較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所以潘鳴嘯也才參加了學生與新教育部長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的談判。潘鳴嘯強調，富爾原來是一名左派，右派的戴高樂政府竟然願意邀請一位左派分子入閣，所以在政治上的變化還是有的。

這場五月學運對戴高樂衝擊很大，因為他自認是一個歷史人物，潘鳴嘯說「我承認他是一個歷史人物，只是有點過時了。」戴高樂對這個衝擊很不服氣，想要證明自己沒有過時，但是他當時的妥協讓左派覺得不夠、右派覺得太危險。在1969年的公投失敗後，他還是下台了，所以戴高樂68年的「成功」還是一場失敗。戴高樂之後的政府雖然還是右派政府，但是努力讓法國現代化，是比較現代的右派政府。 （相關報導： 思沙龍》「我們在占領行政樓」學生遭逮捕、丟石頭抗警察　巴黎社科院教授直擊1968「五月風暴」現場 ｜ 更多文章 ）

學生們在學運後回到學校上課，潘鳴嘯也開始學一邊學哲學、一邊學中文，因為一方面他對文化革命、中國革命感興趣，另一方面也對中國哲學感興趣。潘鳴嘯說，五月學運確實改變了他的想法。像是他的一個好朋友當時去了印度，所以68年不在法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潘鳴嘯就覺得兩個人之間有了距離。他的朋友還是一派嬉皮作風，「但是我已經有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