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8日，一輛汽車衝進北京市內的天安門廣場，猛烈撞上高掛毛主席畫像的城樓，燃燒起來。車上有一名年老的維吾爾人母親與她的兒子媳婦，據情報指出，媳婦還懷有身孕；可以想像，對這家人來說，這是一場決死之戰。這起事件也將附近的市民捲入其中，包含一名日本人在內，一共造成43人死傷。看到那直衝天際的黑煙，讓我不禁想起2001年9月11日，在紐約爆發的大規模恐怖攻擊。如九一一是宣告伊斯蘭與西方世界對決般，我認為這起事件，也可以定位為中國版的「九一一事件」。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得知，維吾爾人不只在中國人（漢民族）稱為「西域」的新疆進行抗議，也在首都北京展開了抵抗行動。
相關專家從以前開始就指出「新疆會變成中國的巴勒斯坦」，呼籲中國政府改善統治方法（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突厥斯坦》，集廣舍，2011）。然而，情勢卻不斷朝惡化的方向演變。侷限於菁英階層、高舉民族自決口號的分離獨立運動，這樣的古老民族運動形式已經消失無蹤。從普通女性和她的農民兒子都投入戰鬥的事實，可以看出這場紛爭已經擴展到整個民族之間的層級，而維吾爾人的鬥爭已超越故鄉，朝中國人居住地蔓延。
一、在自己故鄉受到的壓抑與剝削
我在2013年3月，進行了一場睽違20年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旅。到1993年為止，我曾在那裡進行長達3年的調查。20年來的劇變，如下所述：
我在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市往西端的喀什市的來回旅程中，每晚我都睡在市區的旅館。所有設施的大門口都設置金屬探測器，外國人和中國人可以自由出入，但只要被看作維吾爾人，就一定會受到嚴格的盤查。
維吾爾人信仰伊斯蘭，每天做5次禮拜，對他們而言是不可或缺之事。可是，不管是旅館或餐廳，到處都貼著「禁止禮拜」的告示。不要說宗教自由了，這根本就是赤裸裸地限制信仰。
我搭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每隔幾十公里就設有一處檢查站，在手提自動步槍的解放軍監視中，人們戰戰兢兢地通過哨卡。儘管如此，中國人和外國人只要亮出身分證就能通行，但維吾爾人卻得排成一長列，接受另外的檢查。他們的身分證要經由特製的設備解讀，判斷是否為危險人物。如果有蓄著鬍子的男人，就會被當成「伊斯蘭激進派」，當場遭到監禁。
我在庫車歇息。庫車是古代的龜茲國，這裡歌和音樂以「龜茲樂」而聞名，也傳到了日本。可是，往日繁華的龜茲國、現在的庫車，卻籠罩在陰慘的氛圍之中。所有的維吾爾人門口，都貼上附有管區警察照片與行動電話的海報，上面寫著「如果發現進行民族分裂活動的人，立刻向我們通報」。當然，中國人的門口，沒有張貼這樣的海報。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對維吾爾人明顯的歧視與懷疑。
和我長期居留的1990年代相比，高樓大廈確實增加了，看上去似乎是有所「發展」；可是，住漂亮公寓、在豪華政府廳裡辦公的，幾乎都是中國人。「維吾爾人就算申請經商，許可證也不會下來；但中國人就算沒有文件，也可以為所欲為。」一位維族朋友如此感嘆。
新疆是塊乾燥的地方，只有在少數大河畔，零星散布著些許綠洲。這些綠洲無一例外，都被中國人組成的生產建設兵團所占據。生產建設兵團是一種半軍隊的組織，由政府供給新式的武器。每當維吾爾人和中國人因為灌溉用水而產生衝突時，中國人就用最新的武器射擊維吾爾人。我在旅程的途中，也在阿克蘇市的近郊看到警車包圍維吾爾人的村落，槍聲大作。
在柏油路上，有一列的大型卡車經過；那是將塔克拉瑪干沙漠出產的石油，運往中國內地的車隊。當地的維吾爾人，和石油的利益完全無緣。塔克拉瑪干沙漠東北部的羅布泊，是中國的核子試爆基地。中國人不只一次在維吾爾人、藏人和蒙古人的故鄉進行核子試爆，卻從不曾在中國人居住的地方進行試爆。我的司機對我說，因為核爆的緣故，維吾爾人罹癌的比例變得很高。
如此，維吾爾人在自己的故鄉，遭到後來的中國人壓抑與剝削。
二、從維吾爾人的立場思考與中國的關係
對於新疆發生的種種，日本傳媒大部分都是從中國人的政治壓抑、民族歧視、以及嚴峻的經濟剝削，來進行分析與報導。這樣的觀點固然正確，但仍有必要從維吾爾人的視角，來剖析民族問題的結構。
維吾爾人是突厥系民族的一員。突厥系民族分布橫跨歐亞大陸東西，總人口超過7億人。在這個突厥系民族的大家庭中，唯獨維吾爾人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其他同胞不是已經獨立，就是在俄羅斯聯邦（前蘇聯）中形成自治共和國。在中國的維吾爾人只享有「民族區域自治」權利而已——假如真的有。
維吾爾人如歐亞大陸的同胞般，致力於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他們在1940年代，曾經建立過一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也有新疆的蒙古人、哈薩克人與韃靼人加入，採取融合的體制。這個國家一直運作到要決定就此成為以維吾爾人為主體的國家、還是加入蘇聯的關鍵時刻。
可是，在蘇聯和中國間有關戰後體制的協定中，他們被決定留在中國領土內，而這種建構戰後體制的決定，作為少數民族的維吾爾人根本無權參加。大國憑著一己意欲，任意決定弱小民族的命運。換句話說，現在的戰後體制，是建立在少數民族的犧牲之上，因此瀕臨崩解是自然不過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從1920年代建黨之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答應給予邊境各民族「民族自決權」，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建國之後，政策立刻做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主張「因為美帝在新疆、西藏與內蒙古等地謀劃分離運動，所以不能給予民族自決，必須變更為區域自治」。在各民族看來，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掛在嘴上的「民族自決」云云，就是為了遏止邊疆人民脫離而採取的手段。因此，被欺騙的記憶一直在維吾爾人、藏人與蒙古人腦海裡揮之不去。
三、具有「中國特色」的殖民地支配本質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從納入中國疆域後，就發生激烈的轉變。在人口面上，1949年漢人僅有29萬人，現在已經膨脹到800萬人以上。這不包含各地駐紮的人民解放軍，因此實情更是不明。
對於中國人的侵略，我們該怎麼理解呢？我把移民屯田看做典型的殖民地體制，並進行研究（楊海英《化為殖民地的蒙古——中國的官定民族主義與革命思想》，勉誠，2013）。中國正在推動古典的殖民地主義支配，日本的研究者與輿論界卻對此事實視而不見。因為他們認定殖民地支配是西洋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產物，作為「人類理想國度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有殖民地這一面的，所以遇到這點就陷入思考停頓的狀態。
所謂共產主義，是妄信國際主義，宣稱貧窮無產階級與貧窮農民可以越過民族界線團結為一，建設「美麗理想國度」的馬列主義者編造出來的謊言。在日本也有很多人相信這套謊言。然而，歧視、壓抑貧窮的維吾爾人、藏人與蒙古人的，卻是那些稱不上富裕的中國人，這個事實又要怎麼解釋呢（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岩波書店，2009）？這正是19世紀以來擺在人類眼前，未曾解決的課題。
四、透過賦予民族自決權，來解決民族問題
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有效突破口，究竟在哪裡呢？我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立刻賦予各民族真正的民族自決權。讓居住在資源產地的原住民，管理開發當地的資源。讓各民族自由使用母語，並使用母語進行自由的言論活動。地方上行使權力的首長，不應是外來的中國人共產黨書記，而是由當地的少數民族來擔任。不只如此，如果少數民族不想和中國這個國家、乃至所謂「中國人」的群體朝夕共處的話，也應該給予他們分離獨立的權利，如此民族問題自然化於無形。這樣一來，各民族滿足於民族自決權，而中國人也能從給予周邊民族自決權的寬容中，獲得自信感。畢竟中國人不是經常表示「我們是飽讀孔孟經典的文明人，對於順從的邊境集團，都會給予籠絡」嗎？
給予各民族真正的自決權，不只能夠解決民族問題，對中國人而言也是一件幸事。今天，我們應該要清晰認知一個事實，就是維吾爾人的抵抗運動已經不限於其故鄉，而是波及到中國人所在的地區。中國人要是想安穩過日子，那就應該停止占據他人故鄉、刻意逆轉人口、並獨占各種權利的殖民式手段。
我們必須要求中國人，從意識上認知何為寬容的革命態度。抱持古來華夷思想的頑固中國人，又遭到了共產黨洗腦；因此，不管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都毫無根據地深信，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對少數民族有益。將滅絕少數民族文化的同化舉動理解為「文明開化」、將把他人地下產出的資源運回中國內地的掠奪行為視為「經濟發展」，這樣的思維非放棄不可。但是，要中國人產生這種意識變革，相當困難。1930到40年代在中國進行觀察的美國史家拉鐵摩爾，就一語道破以下的狀況：
中國人一面對西方列強改造其固有習慣、促進其文明開化的行為感到憤慨不已，但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對各民族的鎮壓與同化，卻又遠甚西方列強（拉鐵摩爾《滿洲國的蒙古人》，太平洋問題調查會，1934）。拉鐵摩爾所見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並沒有什麼不同，這是不爭的事實。
五、民族問題是國際問題
既然不能指望中國人在意識上做出改變，那世界又該怎麼辦呢？
首先，民族問題絕非中國主張的「內政問題」，而是國際問題。新疆的維吾爾人是歐亞大陸突厥系各民族當中的一員，同胞被中國人虐待的事實，突厥系各民族絕對不會漠視。藏人和印度共享同一個文明。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和蒙古國的蒙古人，也同樣以「成吉思汗的子孫」自居。不管哪個民族，在中國疆域外有著共同生息的同胞，也都形成了另外的國家，故此，維吾爾、西藏、蒙古問題，自然打從一開始便是國際問題。
日本也和「中國的民族問題」脫不了關係。以新疆為例，過去中亞的文化就是透過絲路，一路傳抵日本。邁入近代以後，日本也和住在新疆的伊斯蘭教徒一起，欲創立包含阿富汗在內的共榮圈，以抵抗共產主義。西藏是佛教聖地，很多日本僧侶為了追求佛典，朝著世界屋脊前進。至於內蒙古，則是所謂滿蒙的一部分；日本人在此，和蒙古人、滿洲人一起建設、推動滿洲國的營運。中國政府與中國人以蒙古人在滿洲國時代曾和日本人「合作」為藉口，於1966年到1976年，對蒙古人展開大規模屠殺（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岩波書店，2009）。日本不管在古代或是邁入近現代，都與維吾爾人、藏人，乃至蒙古人的故鄉密切相繫；故此，對這些地方居民遭受巨惡壓迫、剝削的現實，自然不應坐視不理。
中國的民族問題完全是人權問題。日本媒體也有報導，中國政府現在以「反恐」為藉口，日夜侵襲維吾爾人的村落，每次的犧牲者都以數十計。這樣的行動，經常伴隨人道危機，而人道危機是全體人類應當共同面對處理的事務。如果只因為有很多日本企業在中國設廠經營、或因為「日中友好」這種空洞的論調，就無視於少數民族面臨的人道危機，那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共犯關係（楊海英〈殖民地支配與大屠殺、以及文化清洗——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新視角〉，2012，岩波書店《思想》）。
最後，僅僅基於「中國若是解決民族問題，則中國人亦幸甚」這樣的願景，我想再次強調：比起「邊境野蠻人的幸福」，即便只是以自己的幸福為優先，給予包括中國人在內各民族真正的民族自決權，仍是唯一的解決方策。當民族自決權在中國確立的時候，天安門應該就不會再燃起黑色狼煙了吧！
＊作者為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內蒙古進行研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