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款所得用於對身心障礙人士的就業提供支持。
但一些企業濫用了該制度。他們僱傭身心障礙人士卻並不指望他們真正工作，因此就不必滿足他們在無障礙設施方面的需求。這意味著個人和政府的收入統計數據看起來不錯，但它沒有帶來有意義的改善。
小賈說，配額制度經常歧視那些需要照顧或作出合理調整的人，但她表示，儘管很多人不能去辦公室辦公，網路已經成為一個充滿機遇的平台，而新冠疫情助力了這種替代方式。
她的一位殘疾朋友每隔幾個小時就需要休息一次，而這位朋友創辦了英語輔導業務，在家中就「實現了他的夢想」。其他人則從事網絡寫作工作。
但找工作往往需要學歷和資格證，這是另一個挑戰。
根據中國國務院的規定，孩子們需要接受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教育，但例外時常發生。
一些有身體殘疾的人士更有可能接受主流教育，而智力或感官殘疾的人往往會就讀於有專門課程的特別學校。
「這種隔離可能會產生問題，」斯蒂芬說。他認為這限制了身心障礙人士的未來發展，並使外界長期對他們只會抱有較低的期望。
盲人學校的學生經常被灌輸按摩這一「默認的職業選擇」。這幾乎已成為一種傳統。如果你看不見，這是一項可以接受的工作。
「在醫院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收入不菲，」他說，但也有一個讓女性成為弱勢群體的「陰暗面」。
「那裡有一個完整的性產業。這很難搞清楚，因為這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領域，但他們不願意談論。」
他表示，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教育水平已得到改善，越來越多的身心障礙者走入大學校園，但對於那些無法上大學或找不到工作的人來說，家庭是照顧他們的關鍵。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是一個旨在代表身心障礙者權益的國有組織。
現任主席張海迪在五歲那年患上高位截癱，使用輪椅。由於無法上學，她自學到大學水平，學會了四種語言。她在中國算是一名傳奇人物，也是中國殘奧委會的主席。
儘管有殘聯，但只有最嚴重的身心障礙人士才能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政府的重心主要是通過發放低保來減少貧困。通常情況下，這為那些經常生活在貧困中的身心障礙者提供了經濟支持。
對於沒有資格申請低保的家庭，他們必須做出艱難的決定。
小賈需要24小時的護工。她每月從政府那裡得到900元（106英鎊），而她的家人則支付了總額4100元（485英鎊）中的大部分費用。她認為自己很幸運。
「如果他們不為我僱傭一名護工，就意味著我媽媽不能去上班，只能呆在家裡照顧我。」
她知道有些家庭因無力承擔僱傭護工的費用，而導致父母失去自己的事業——一位成功的商人父親為了照顧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女兒而辭去工作，而他的妻子則照顧著他們患有自閉症兒子。
小賈說，這是她希望看到改善的一個領域。
「目前有一些對殘疾家庭的資助，但這還不夠。如果家裡有足夠的錢僱傭一名幫手，也許父親可以回到他自己的企業，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為社會做出貢獻的理念在中國仍然很普遍。
斯蒂芬表示，中共自1949年執政以來，「理想公民」的概念盛行。「一個健全人要為祖國做出貢獻」。
這包含著一種健全中心主義的思想，但觀念正在轉變。
今年早些時候，政府開始資助一種治療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藥物，小賈以前無力承擔該藥物的巨額費用。服用後不到一個月，她可以再次獨立站起來了。
她說，雖然這筆費用對政府來說是一筆財政「負擔」，但當一位發言人說，政府提供資助是因為「每個少數群體都是無價之寶」時，她很感動，並對未來感到興奮。
雖然有進步的跡象，但身心障礙人士的平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政府本身也承認這一點。
最近，中國國務院將身心障礙者事業發展描述為「不平衡、不充分」，「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身心障礙者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這）依然任重道遠，」政府承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