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制增強、民主規範弱化的原因何在？哈特曼直言，主要推手乃是政治、經濟精英，—他們有意維護其裙帶主義腐敗體系。他指出， 「在我們考察的137個國家中，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制度均基於假參與，其經濟體系則扭曲競爭、阻礙經濟、社會分享。」
這一情況中美洲尤甚：政界通常具黑社會結構。撒哈拉以南非洲情況類似，在那裡，個人利用政治進程的虛弱制度化，確保自己的既有政治攫獲物。
民粹主義浪潮
受貧困、飢餓和社會排斥威脅、看不到民主進程有任何改善的人往往被民粹主義的替代方案所蠱惑。而這現象不止在被調查的國家那裡存在，而且也發生在轉型指數項目迄未考慮的美國等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該項目不考察1989年之前就是經合組織成員的國家，而它們一直被視為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穩固的國家。
哈特曼表示，「自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並持續享有高選民歡迎度、以及英國精英們顯示的不負責任以來，所有人都可能對我們自己的民主制的力量感覺失望。」他認為，不僅個別社群被邊緣化，簡單多數選舉權問題尤大，因為，它常會導致兩派死鬥。他說，：「在我看來，正如我們最能在美國觀察到的那樣，這似乎是兩極化的導火索。」
大瘟疫陰影下的鎮壓
此外，新冠大流行瘟疫也在眾多國家導致對政治和公民權的進一步限制。哈特曼指出，多數情況下，相關限制是溫和的，且有時限；涉及民主國家，它們都通過議會審議，具合法地位， 「但在菲律賓或匈牙利等具威權特征的民粹主義政權那裡，我們確實發現了例外；在亞塞拜然、柬埔寨或委內瑞拉等威權政權中也發現了例外：它們以大瘟疫為幌子強化鎮壓。」他強調，在中國等一馬當先的威權國家，數字監控範圍大為增加。
不過，盡管全球範圍威權趨勢強化，哈特曼仍相信，世上絕大多數人都渴望自由和決策參與。他指出，根據調查結果，全球公民平均參與度未下降，這給人以希望： 「白俄羅斯的自由選舉、黎巴嫩的民間社會團結、蘇丹反對軍事統治的鬥爭或對緬甸軍事政變的抗議顯示出，人們並不只是參加某一示威活動，而是為實現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甘冒生命危險。」他說，他們是英雄—全球反威權政治鬥爭中的最後、最堅實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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