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此刻蔣經國心中所殷盼的民主化進程，是循序漸進、一步一步穩健踏出去，而非極端與躁進，只不過推動全面政治革新的心意既定，再也沒有回頭路，在生命最後半年時光裡，他陸續推動幾項具重大指標的人事與業務安排：七○年代在「本土化」工程中扮演要角的李煥，於一九八七年夏天被重新委以國民黨秘書長的重任，負責推動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地方自治與民選、開放大陸探親等要務，接著政府宣布解除戒嚴，而當郝柏村質疑解嚴後台灣社會恐將出現「偏激雜誌報紙滿街氾濫，遊行請願示威隨時隨地可見」的亂象時，小蔣答稱政治走向民主化，「好像女人生孩子會有一陣痛」，他希望絕大多數民眾未來會有成熟的民主素養。
同年十月底，鄧小平早年一段重要的講話，被列入中共正在召開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他在這段談話中表示，如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北京領導人顯然認定推動政治體制革新的時機已趨成熟，其所研擬的議題包括黨政分離、下放權力、建立社會協商對話等。此刻台海兩岸彷彿正在進行一場無聲的制度改革競賽，很難說彼此之間毫無交互影響；就在中共十三大會議結束後，國民黨宣布同意開放台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探親，一九八八年元旦，台灣地區解除報禁，言論自由邁進一大步，而蔣經國逝世一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元旦，國府宣告解除黨禁，台灣的政黨政治與民主化工程至此展開新頁。無可諱言，台灣雖在形式上已從威權過渡到民主，卻也埋下九○年代李登輝所代表的本土化、全面開放式民主，與郝柏村所代表的外省統派、父權指導式漸進民主，兩條路線之爭，然而這已非小蔣生前所能掌握。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當蔣經國以茶會招待十二位台灣耆老，告訴他們「我也是台灣人」、台灣也是他的故鄉時，其內心必定百感交集。一九四九年以「流亡異鄉」的心態來台避禍，對島上的一切感到新奇，經歷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以「國家安全」之名逮捕台籍菁英，六○年代致力改善與台人關係，七○年代在內憂外患中開啟「本土化」工程，以及八○年代順應潮流，全面推動民主化，這其中或許出於無奈與被動，或許內心不時夾雜著猶疑、掙扎與路線擺盪，然而若沒有他以政治強人的高度，在生命最後的階段奮力打開新局，則其亡故後，無論誰繼承其位，都將缺乏足夠的威望與膽量來達成此目標。當蔣經國晚年脫口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時，除了流露出他對這片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之私人情感，以及從「異鄉人」到「本地人」的心境轉折之外，又何嘗不是國府遷台後，出身並受益於威權體制的政治強人，親手終結數十年威權統治格局、讓台灣得以走向真正民主的總紀錄。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