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長大的楠楠（音）學習很優秀。他才7歲，已經開始做比他高兩個年級的孩子做的數學題了。他的外語也很厲害，已經在通過全英文授課的課程學習西班牙語。
楠楠的媽媽將兒子取得的許多成績歸功於她請的私教。和數百萬中國家長一樣，她懷疑僅靠在學校的學習，她的兒子難以掌握足夠的本領讓他在中國競爭異常激烈的社會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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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去年7月，中國對教育培訓行業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後，楠楠不得不和他的私教說再見了。這是一場宏大行動的一部分，這場行動旨在整治那些被中國領導人視為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的私營企業。當局表示，他們不想讓家長在教育培訓上花費太多，也不能容忍補教行業實際上成了另一套教育體系。
這套新規被稱作「雙減」政策，其目的是減輕學生的校外培訓負擔和家庭作業負擔。「雙減」之下，之前的補教模式被叫停，同時推出了一批新規，包括要求所有存留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這實際上導致這些機構難以為繼。新規還要求小學低年級不再布置家庭作業，同時取消一些考試，以減輕學生和家長的憂慮。
可是對許多中國家長來說，上述新規反倒讓他們變得更焦慮。不管請不請私教，孩子們都必須參加嚴苛的考試才能進入頂尖中學和大學，這就讓許多家長不知道現在該怎樣做，才能在成功的道路上幫孩子一把。
面對「雙減」，富裕家庭想出了變通方法，例如將輔導老師以保姆身份請到家中與他們同住，類似方法增加了中產階級子女進一步落後的風險，因為他們的父母無力負擔這樣成本高昂的教育方式。
楠楠的媽媽是一名大學老師，她說「雙減」政策實施後，兒子失去了往日的學習勁頭，還公開質疑課外輔導的必要性。
「我感到很焦慮。」楠楠的母親李女士（音）說，「我還是相信他能考上大學，但之前我對他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考慮到這一話題在中國的敏感性，李女士要求在文中不使用她的全名。
許多家長認同，中國的補教行業的確存在問題。私營補教教育企業慣用咄咄逼人的銷售策略，甚至讓一些家長感覺，他們如果不買更多課，自己的孩子就有可能掉隊。
一家校外輔導機構的廣告語寫道：「您來，我們培養您孩子；您不來，我們培養您孩子的競爭對手。」目前這類學科類培訓廣告已全部下架。據《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協議內容，一些家長一年花在校外培訓上的錢有10萬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43.4萬元）左右。
不過許多家長表示，「雙減」有些過頭了。一些家長害怕公開批評政府，於是把矛頭轉向補教機構，有的甚至將後者告上法庭，然而因為新規對許多機構的業務造成了衝擊，它們無法退還家長預先支付的課時費。
華東師範大學研究員劉鈞燕近期對約3,600名家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許多家長都擔心子女是否能在學校學到他們所需的知識，而如果父母沒有足夠時間或能力接過子女的輔導重擔，接下來該怎麼做，他們同樣感到憂慮。
中國教育部則表示，有些學校以高品質的課堂內容取代了課後輔導，稱這些例子代表了「雙減」的成功。教育部沒有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
為共產黨儲備後備力量的組織——中國共青團也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的50萬名家長中，73%的人表示在「雙減」政策實施後，焦慮情緒較以往緩解。
在學術界被稱為「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訓體系也困擾其他国家政府。韓國的補教行業禁令曾延續了20年，政府希望以此減輕家庭負擔、促進社會公平，但由於政策未能顯著抑制需求，禁令於2000年被取消。
2018年，中國政府首次整頓補教行業，但收效甚微。據市場研究機構前瞻產業研究院（Qianzhan），過去大量資本湧入這一行業，催生出一批大型教育企業，「雙減」政策落地前，它們的總市值已超過1,200億美元。
2021年3月，中國国家主席習近平曾說，校外培訓行業是很難治理的「頑瘴痼疾」，承諾將予以整治。沒過多久，「雙減」政策出台。
幾乎一夜之間，在美國和香港上市的營利性培訓機構的市值被這項政策抹去了數百億美元。它們的數十萬員工，包括授課老師都丟掉了工作。有些企業申請轉為非營利機構繼續運營，但大量企業已停止提供培訓服務。
教育諮詢機構格為（Grokwise）聯合創始人詹妮弗·丁（Jennifer Ding）說，她曾幫助學生競爭中國頂尖學校的入學名額，而「雙減」政策讓她砍掉了這部分業務。
「就好像是釜底抽薪一樣。」她說，「我沒料到這次會是如此大力度的舉措，不留餘地，而且實施速度如此之快。」
隨著補教機構淡出人們的視線，家長們開始尋找替代方案。一些曾在培訓機構上過課的老師會在社交媒體上貼出影片，表示他們可以提供住家式家政服務，此時，闊綽人家便會心照不宣地請他們過來同住。其他家庭則會幾家人一起，悄悄聘請私教授課。
有的家長還搭建了一張地下補課網，他們把孩子送往培訓班時，每次只會讓一位家長知曉上課地點，通過這種方式為老師降低風險。
上海的維琪·蒼（Vicky Cang）已開始將11歲的女兒西西（音）送到一家沒有上課資質的晚托班補課，她的私教在這裡租了一處地方，這樣她給八名學生上課時就不容易被人發現。周末時，蒼女士花錢請了一位鄰居給女兒輔導古文，還請了那位英語私教的丈夫給西西補習數學。
「身邊的人還是在上輔導班，」蒼女士說，「只是方式更為隱秘，更麻煩而已。」
家長們說，那些願意私下上課的輔導老師，他們的收費更高了。
至於找不到或是負擔不起更高費用的家長，他們說，他們試圖自己接過課外輔導的擔子，但這並非易事。有的父母說，他們在解釋數學概念時相當費勁。還有的家長想到了智慧型手機，通過應用程式掃描問題，獲得答案。但即便是這類應用程式，最近也被政府叫停。
在成都，楠楠的母親李女士說，「雙減」政策中有一點的確得到了許多家長的認可，那便是取消了小學低年級的家庭作業，對於以往費力輔導孩子作業的家長來說，他們輕鬆了一些。李女士說，曾有家長向監管部門舉報一位老師，原因是這位老師打算布置一項需口頭完成的家庭作業。
李女士說，她聯繫了一些家長，商量是否可以給彼此的孩子組團補課，每位家長輪流負責輔導。
楠楠與專業培訓老師的緣分走向結束。上個月，私教老師給他上了最後幾節數學課。當老師問培訓班裡的孩子們是否會記住她時，她的眼眶濕潤了。
楠楠沒有哭。李女士說，過後，他回看了老師與同學們聊天的影片。
李女士說，楠楠說，她是一個漂亮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