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別人眼中，我走在成功的路上。但1976年毛去世、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的巨變，中國逐漸暴露出來的問題，卻使我對那幾年雜誌的表現極感愧怍。我們沒有把中國在文革時期人民生活的真相向海外讀者揭露，相反我們大量刊登的海外學者訪華觀感卻給了讀者錯誤的訊息。我們對台灣威權體制的批判，和民主運動的推動，如果孤立去判斷，當然不是壞事，但如果聯繫到海外學者訪華的歌頌文章來看，則無疑會給一些人造成錯覺，以為中國的希望在大陸這一邊。而事實上，也許正好相反。
從1966到1976的文革十年，可以說使大陸人民的生活陷入絕境。麗儀在大陸的生活，因為有我的接濟，還沒有大問題，但對女兒長大後的出路一直憂心忡忡。深圳的生活消費品日漸匱乏，農村的情況就已到活不下去的邊緣了。
1977年萬里擔任安徽第一書記，他到農村視察，他發現農民不僅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都是泥土砌的，連桌子椅子也是泥土砌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
經濟好幾年是負增長。關於文革後期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的報導已經很多，這裡只舉一個簡單的數字：香港1977年的進出口總額是196億美元，而中國這一年進出口總額少過香港，只148億美元。
楊振寧1971年第一次訪華後，回美國的演講說，他歸納在中國所見的變化，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中國在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作曲和寫作者劉索拉，在《南方週末》寫過一篇文章，講她在文革開始時，以11歲的年紀，如何進行「思想改造」。她說要當紅衛兵，首先要學講髒話（粗口），起先怎麼都說不出口，但不說髒話就不是革命小將，所以只好到空曠球場上練習，先從「他媽的」練起，練到可以大聲說最髒的、讓她們臉紅的罵人話。
在她原有的道德觀念，髒話罵人是可恥的。但是，革命打倒了舊道德，建立了新道德，罵人成了一種資格和光榮。
接著紅衛兵頭頭問她敢不敢打人，「用鮮血捍衛紅色政權」，當然那是指資產階級、走資派的鮮血。
愛美是資產階級，不愛美是無產階級。愛美往往與講衛生連在一起，講衛生就要遠離骯髒，而工農是不怕髒的，於是怕髒就被納入小資的「驕嬌」二氣之中，飽受鞭撻。與此同時，優雅和禮貌也因為不夠工農化而被拋棄。於是，講衛生與優雅禮貌成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標誌，不講衛生與粗俗、粗野成了無產階級的光榮。
知識份子嫌農民不刷牙不講衛生。「可他們拼命勞動創造世界，也養活講衛生的知識份子」。
文章中提到文革時，音樂家馬思聰在北京被批鬥，正在南京妹妹家的妻子怕他會自殺，連忙帶著女兒趕回北京，在火車上受到紅衛兵盤問，「幸虧女兒做出粗魯的樣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動作粗俗，這才使紅衛兵相信她們是勞動者的農村婦女。」
既然髒話罵人、打人是革命，愛美、清潔、講衛生是資產階級，那麼隨地吐痰、不排隊、粗俗無禮等等都是無產階級精神啦！
麗儀曾經下放過農村，她說生活困苦的農民無法講求衛生是不得已的，罵人打人不是無產階級精神，那是無產階級流氓精神。
流氓精神就是拋棄所有傳統道德觀審美觀的唯權至上精神。文革對中國民族遺害至深的就是楊振寧所說「中國人足以自豪」的這種文革精神。
在這種精神主宰下的那時代的青年，正是四、五十年後掌權的一代。
1979年郭松棻對我說，「我不看《七十年代》」。我相信他不是真的不看，而是想刺激我反省。不過，他這句話是對的。不看，比看要好些。文革後，我同海外知識人一起反省，開始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原文發佈於10月27日）
圖說：文革的精神垃圾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