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一些台籍人士去大陸訪問，經香港時跟我談到他們關心謝雪紅的下落。訪中時問大陸的「陪同」，沒有回應。
失敗者回憶錄79：踩不死的野花
有讀友說期待我講謝雪紅。實際上我對謝雪紅知道得很少。七十年代一些台籍人士去大陸訪問，經香港時跟我談到他們關心謝雪紅的下落。訪中時問大陸的「陪同」，沒有回應。我在北京也問過台籍幹部，有的不作聲，有的說她去世了，有說她生前在台盟內部搞分裂，也有說她過去社會關係複雜，有歷史問題。
那時候我才知道謝雪紅其人。我將台灣人的關切向北京反映。後來才陸續傳出謝雪紅的有關訊息。
1986年9月，中共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謝雪紅同志骨灰移放儀式」。這位一生追隨共產黨的台灣革命女兒，在中共建政不久，即被誣陷、打擊、鬥爭，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拳腳交加地批鬥，1970年11月5日逝世。死時的名義是「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工資遭凍結，財物被抄走。1979年所有右派都平反了，無人提到謝雪紅。若不是海外台籍人士多人表達關注，謝雪紅會不會平反及骨灰移送革命公墓，還真是天曉得！
2010年香港出版了一本書《統戰秘辛》，作者是已退休的中共統戰部副局長胡治安。書中主要講一些統戰人物的事跡。所謂「統戰人物」，就是中共要團結爭取的名人，即使是中共黨員，也不是核心人物，不被視為「自己人」。這些人在中國大陸，多是先被禮遇，繼而鬥爭，被鬥倒鬥垮鬥臭以至鬥死之後，又平反昭雪，其中內情，外界多不知。胡治安長期在統戰部，負責落實統戰人物的政策，省視大量有關文件資料，起草提出平反的報告，寫有關統戰人物的傳略，給高層領導定奪。他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看了所有關於謝雪紅的檔案資料，向高層遞交「謝雪紅生平傳略」，提出對謝平反。《統戰秘辛》書中關於謝雪紅的篇章約五萬字，題為「不該遺忘的台灣女英雄謝雪紅」，他寫此文參讀了幾百萬字與謝有關的文章、書籍，包括台灣研究謝雪紅的專家王瓊華教授的《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理之旅」》。
謝雪紅1901年出生於臺灣，年輕時就從事反日本殖民、爭回歸中國的運動，1925年來到大陸，在集會和報章提出「收回臺灣」的主張，並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其後被中共派往蘇聯學習。兩年後回臺灣發展共產黨組織和從事反日活動，一度被捕和受刑。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謝雪紅獲中共指示在台進行反國民黨活動，1947年二二八事變，謝是台中起義部隊的領袖。起義失敗後到香港，是中共「香港工作組」負責人。1948年她在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提出解放臺灣，實行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口號，這組織和口號是中共高層指示下的設計。 1949年謝雪紅離開香港到北平參加中共建政活動，以臺盟主席的名義在開國典禮主席團中排第32位。
1950年，謝雪紅提出幾點對台灣政策的建議，她指出，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是日本國民，在法律上有日本國民的義務，在中日交戰狀態中，不能將台灣人盡國民義務就指是「漢奸」，因為那時台灣人的身份不是「漢」。這個被批判為「台灣無漢奸論」的說法，點中了台灣人在大陸受歧視的要害。謝建議的另一個要點，是指出台灣300多年一直受外來政權統治，因此有強烈的自主要求。中共對此要求必須予以滿足。
中共掌權者在觀念上無法接受謝的建議，台灣人在抗戰期間幫日本人做事怎麼
「不是漢奸」？而「視權如命」的特性，也不能接受台灣真正自治。謝雪紅在鳴放時期說：「黨不瞭解臺灣，台灣人民不瞭解共產黨」，於是在反右運動中被指為鼓吹「臺灣特殊論」，指她提出「臺灣人心態」、「臺灣意識」等概念，和「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口號，都是「台獨觀點」。謝從1957年反右到文革，一直沒有停過被批鬥。在批鬥大會上她從不屈服，自詡為「踩不死的野花」。1970年終不堪虐待羞辱折磨而死.。
謝雪紅臨終留下三句遺言：我不是右派，是共產黨員；我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我犯過錯誤。這三句話，或有在那種處境下不得不「明志」之意，但證諸她的一生，追求社會主義理想是真誠的，甚至是頑固的。擁護共產黨也是真誠而頑固的。她的下場也同所有真誠而頑固地相信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人士一樣，是悲慘的。只不過她的台灣本土意識，和壓不垮的意志，使她的下場更具悲劇性而已。
因為推動他人追求社會主義的掌權者，自己所追求所相信的只有權力。
感謝台灣研究謝雪紅的專家王瓊華留言。要深入了解謝雪紅，可以去讀王教授的書。至於她提出關於葉紀東在1949年反對台灣「自治」和對謝雪紅的批評，很大程度要從他的處境去理解。但在與我的私下談話中，我感覺他的台灣意識是很強的。（原文發佈於10月25日）
圖說：謝雪紅文革時被批鬥。
失敗者回憶錄80：文革精神
在她原有的道德觀念，髒話罵人是可恥的。但是，革命打倒了舊道德，建立了新道德，罵人成了一種資格和光榮。
1979年12月台灣美麗島事件，接下來的軍法大審，在報禁下台灣兩份大報爭相報導大審詳情，當涉案人和辯護律師說出「台灣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和「台灣有合法顛覆政府的權利」這些話，而且能夠公開見報時，台灣已經在走向通往民主的直路了。
《七十年代》從1970年創刊，到1980年，這十年從報導保釣、中美關係突破、刊登大量華裔旅美歐學者名人的重訪中國的文章、以「外轉內」的方式推動台灣民主進程，這些香港和海外知識人關注的敏感話題，使雜誌奠定在海外知識人中的地位，銷路也曲線攀升。我個人受到中共的重視，十年裡，除了開始時在深圳遭到噩運之外，工作生活一路順利，最大的改變是與麗儀分離兩地二十年，她終於以「調幹」方式帶著兩個女兒來了香港，闔家團聚生活。
在別人眼中，我走在成功的路上。但1976年毛去世、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的巨變，中國逐漸暴露出來的問題，卻使我對那幾年雜誌的表現極感愧怍。我們沒有把中國在文革時期人民生活的真相向海外讀者揭露，相反我們大量刊登的海外學者訪華觀感卻給了讀者錯誤的訊息。我們對台灣威權體制的批判，和民主運動的推動，如果孤立去判斷，當然不是壞事，但如果聯繫到海外學者訪華的歌頌文章來看，則無疑會給一些人造成錯覺，以為中國的希望在大陸這一邊。而事實上，也許正好相反。
從1966到1976的文革十年，可以說使大陸人民的生活陷入絕境。麗儀在大陸的生活，因為有我的接濟，還沒有大問題，但對女兒長大後的出路一直憂心忡忡。深圳的生活消費品日漸匱乏，農村的情況就已到活不下去的邊緣了。
1977年萬里擔任安徽第一書記，他到農村視察，他發現農民不僅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都是泥土砌的，連桌子椅子也是泥土砌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
經濟好幾年是負增長。關於文革後期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的報導已經很多，這裡只舉一個簡單的數字：香港1977年的進出口總額是196億美元，而中國這一年進出口總額少過香港，只148億美元。
楊振寧1971年第一次訪華後，回美國的演講說，他歸納在中國所見的變化，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中國在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作曲和寫作者劉索拉，在《南方週末》寫過一篇文章，講她在文革開始時，以11歲的年紀，如何進行「思想改造」。她說要當紅衛兵，首先要學講髒話（粗口），起先怎麼都說不出口，但不說髒話就不是革命小將，所以只好到空曠球場上練習，先從「他媽的」練起，練到可以大聲說最髒的、讓她們臉紅的罵人話。
在她原有的道德觀念，髒話罵人是可恥的。但是，革命打倒了舊道德，建立了新道德，罵人成了一種資格和光榮。
接著紅衛兵頭頭問她敢不敢打人，「用鮮血捍衛紅色政權」，當然那是指資產階級、走資派的鮮血。
愛美是資產階級，不愛美是無產階級。愛美往往與講衛生連在一起，講衛生就要遠離骯髒，而工農是不怕髒的，於是怕髒就被納入小資的「驕嬌」二氣之中，飽受鞭撻。與此同時，優雅和禮貌也因為不夠工農化而被拋棄。於是，講衛生與優雅禮貌成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標誌，不講衛生與粗俗、粗野成了無產階級的光榮。
知識份子嫌農民不刷牙不講衛生。「可他們拼命勞動創造世界，也養活講衛生的知識份子」。
文章中提到文革時，音樂家馬思聰在北京被批鬥，正在南京妹妹家的妻子怕他會自殺，連忙帶著女兒趕回北京，在火車上受到紅衛兵盤問，「幸虧女兒做出粗魯的樣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動作粗俗，這才使紅衛兵相信她們是勞動者的農村婦女。」
既然髒話罵人、打人是革命，愛美、清潔、講衛生是資產階級，那麼隨地吐痰、不排隊、粗俗無禮等等都是無產階級精神啦！
麗儀曾經下放過農村，她說生活困苦的農民無法講求衛生是不得已的，罵人打人不是無產階級精神，那是無產階級流氓精神。
流氓精神就是拋棄所有傳統道德觀審美觀的唯權至上精神。文革對中國民族遺害至深的就是楊振寧所說「中國人足以自豪」的這種文革精神。
在這種精神主宰下的那時代的青年，正是四、五十年後掌權的一代。
1979年郭松棻對我說，「我不看《七十年代》」。我相信他不是真的不看，而是想刺激我反省。不過，他這句話是對的。不看，比看要好些。文革後，我同海外知識人一起反省，開始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原文發佈於10月27日）
圖說：文革的精神垃圾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