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所想的，不過就是太平日子。
失敗者回憶錄57：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9月1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網頁摘出重點文字，其中一句是：「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
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所想的，不過就是太平日子。過去數以百萬計的大陸人逃來香港，也不外想過太平日子。現在，由中國最高領導人告訴人民，想過太平日子是不切實際的。
前文講到我參與創辦《伴侶》半月刊時期的一些往事，網上留言中居然有四位讀友說曾經是《伴侶》的讀者，其中有記得他讀過的篇章，和與編輯的互動。真是像故友重逢那樣高興。
在我的人生中，1967年前的太平日子，是我經日夜進修、磨練寫作和開始有點成績的十來年。1963年1月創刊《伴侶》，到1967年6月，這四年多我每月編兩本、其後是三本雜誌，每月寫幾萬字文章，認識了不少文化人，從他們身上獲得實際經驗和教益。
從閱讀經典名著中，我領悟到任何寫實寫情的文藝作品，最終總會觸及到哲理。讀著托爾斯泰、契訶夫的小說，都往往讓人停下來思考；所有透過情節而宣示的哲理，都發人深省。於是我在寫輕浮小說的同時，也努力去啃一些大部頭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想豐富自己的知識，並將這些大部頭著作消化而寫成一本本入門的小叢書。那幾年，我在上海書局出版的有《哲學初步》《美學初步》《心理學初步》《邏輯學初步》《經濟學初步》等共七本。每本幾萬字，因為寫得顯淺，也受年輕人歡迎。1992年我應邀在馬來西亞幾個城市演講，還有讀者記得這些叢書，並向我詰難。我寫這些入門書時的思想，仍然是馬列主義佔主導，比如《經濟學初步》，介紹的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當然對讀者有誤導了。但像《美學初步》，卻是我讀了不同方面的著作，才綜合寫成的，花的時間較長，至今仍然不悔這本少作。寫這些入門書，無疑對我的邏輯和哲學思辨，有較好提升。
那幾年我的另一個興趣是西方古典音樂，並因此結交了藝術家盧景文、鋼琴家溫其忠等年輕朋友。溫其忠是當年我所認識的「怪人」。他從馬來西亞來香港上高中，考入港大建築系，當年這是有最好出路的科系，溫其忠卻念了一年就輟學，醉心他的音樂去了。他喜歡教鋼琴，以此為生。有出名的演奏家來香港，他事先買幾張票，臨開場前打電話叫朋友來大會堂欣賞，也不管朋友有沒有空，和夠不夠時間趕來。我就是他的朋友。有一天，他打電話告訴我，說幫我買了一座鋼琴，會送來我家。我那時只住一個小房間，左騰右移地挪出地方來放鋼琴。然後他就來教我鋼琴，我已經28歲，還來得及學鋼琴嗎？但他就是認定我可以學他可以教，我也真的在他的指導下半年就彈到第五級。他又教我樂理，教我聽歌劇，我也因此學會了作曲。《伴侶》雜誌還在大會堂舉行過兩次音樂會，邀請歌唱家、演奏家演出，招待讀者。還組織了合唱團。1965年我去大陸旅行一個月，回來發現溫其忠已經離開香港，去英國學藝了。我的音樂課就停下來，音樂細胞也不活躍了。
那四年的青年歲月，在太平日子中我們憑興趣而揮灑，不顧年齡去學鋼琴，不顧幼稚搞音樂會，幾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聽音樂、講音樂、講文學、讀小說。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知道那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雖輕浮但也寫出那麼多文章，雖未經深入鑽研也出版了那麼多社會科學小叢書。也許因為年輕，因為沒有包袱，因為不知好歹，儘管收入少、稿酬低，但可以過日子就行了。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那感覺真好。
1965年我參加出版界參訪團到大陸旅行一個月，那是文革前一年，是大躍進帶來大飢荒之後由劉鄧掌權的經濟回暖和文化小陽春的最後一年。我見到的北京領導者都溫和講理，對香港政策是尊重港英管治「長期存在」。其後參訪團西行乘火車去洛陽、西安，看了碑林、半坡遺址、華清池、黃帝陵等等古蹟文物，這些古文物引發我思古幽情，也增加了對華夏的認同感。而且，似乎中共政權對文物都很珍惜愛護。接著我們乘公車去了「革命聖地」延安。在那裡被灌輸中共版的毛澤東光榮革命史；然後去上海、蘇杭等地遊山玩水後回香港。
回港後，按照我獲悉的中共對港政策，積極籌備再出版一本《文藝伴侶》月刊。但隨著大陸學毛熱潮升溫，大批判到來，言論趨於一元化。1966年文革爆發，那些我剛參訪過的文物遭到破壞。到1967年，文革病毒感染香港，一年多前在北京獲知的中共對港政策來了一個大顛覆。香港的太平日子遭到了挑戰。（文章發佈於2021年9月3日）
失敗者回憶錄58：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使我對中國有了新的想像。1967年，由中國文革而引發的左派「反英」風暴，打破了我兩年前在北京所聽到極為肯定的對港政策，香港的太平日子似乎不再了。
文革剛起時，我所敬仰的香港左翼文化前輩：《文匯報》主筆政的金堯如、《大公報》的羅孚、陳凡等，都寫大篇大篇的文章為文革歡呼。主要的論述是認為，在中共自上而下的管治下，毛澤東發動學生和下層民眾，從下而上地揭發和批鬥各級管治階層的官僚主義，和隱藏在裡面的污泥濁水，是值得肯定的壯舉。紅衛兵的破壞和對當權派、文化人的過火行動，辯護者都認為是在一場大運動中無法避免的。
對這些議論，當時我半信半疑，但信多於疑。一來因為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仍是我難以動搖的價值觀，二來從個人經歷和閱讀中，一向同情弱小、底層的反抗以至造反行動，三來是目睹當年港英管治的弊端。信中亦有疑，是對文革掀動的過度而極端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感到是情緒遠多於理智。我很難與當時的左派群眾一起叫「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因為使人聯想回到了帝王時代，那是愚蠢和欺人的祝願。不問是非的「忠」，是非理性的「愚忠」。
1967年，北京負責港澳工作的官員被文革派奪了權。十多年大陸的政治運動不波及香港的情形有了根本改變。香港掀起五月風暴。大部分市民受滋擾，而左派的「社會化」太平日子也維持不下去了。《伴侶》的印刷、發行、合作者，銷售的對象，都使我們感到不容易撐。左派上級領導人要求我們轉讓給中共直接領導的「青年樂園」系統。
我回到了上海書局，應出版界領導人的要求，老闆在書局附近成立了一家由我負責的出版公司，出版「反英抗暴」的漫畫小冊。不過銷路不佳，因為紅彤彤滿是鬥爭標語的左派書店和百貨公司門可羅雀。
左派出版界的領導人把我找回來，主要不是擔任上海書局的工作，而是要我寫出版界的「抗暴」文宣。儘管左派文化界比我優秀的前輩多的是，但若不是已經到大陸去發揮（雖然後來命運多舛），就是留在左派新聞界。出版界有能力經營書店和發行業務的大不乏人，只是缺乏寫手和編輯人才。在這方面，我薄有文名，算是出版界的「秀才」。六十年代初，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的金堯如曾經想把我挖去報館工作，但被出版界拒絕。
關於文革和六七暴動，已有許多書籍文章論及，近年特別是羅恩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和程翔的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的出版，對事件已有詳細描述。我這裏簡單講講記憶中的感覺和關鍵的轉變。
左派暴動從5月開始，到7、8月是抗爭高潮。那時港英在各界別逮捕了一些頭面人物，關押在摩星嶺政治拘留營。左派的抗爭獲中共高層和《人民日報》大力聲援，表示「決心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一切支援，直到勝利為止」。中共的聲援不斷給香港左派注射雞血。左報和鬥委會宣稱「港英不低頭，就要走頭」。鬥爭不斷升級，以至放置真假炸彈肆無忌憚。1967年8月9日，港英逮捕中共外圍報紙《香港夜報》等三報5人，勒令三報停刊。中國外交部20日對英國發出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停刊令並釋放5報人。《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表示「絕對不容許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當時，香港左派都以為中共一定會「大軍壓境」，不會讓香港「愛國同胞」在力量懸殊下抗鬥。誰料22日48小時最後通牒屆滿，中國並沒有派軍隊支援香港「愛國同胞」，而是由北京紅衛兵衝進英國代辦處，大肆破壞，火燒汽車和辦公樓。
這一個對「最後通牒」的回應，對「愛國同胞」無疑一盆冷水。非常清楚地顯示中國的「支援」毫無實際意義。24日，《大公報》指稱的「地下突擊隊」在路上伏擊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縱火燒死。「最後通牒」技止此矣。它傳遞的訊號非常清楚，就是解放軍不會越界而來了。對廣大市民來說，香港可以放心住下去。對港英來說，也因此把中共「睇死」，意味著可以繼續維持治安，繼續強硬對付所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在港督戴麟趾發回倫敦的一個匯報電文中表示，他意想不到會得到香港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
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這個48小時最後通牒，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由此而改變了英國在香港施政方針，亦開始改變市民的身份認同。（文章發佈於2021年9月6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