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不斷打破既有的規則，其實反映了中共這個體制的許多深刻問題與限制。最近兩會前、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與三中全會之間傳出刪除《憲法》中對國家主席兩任的規定，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證。
政權交替無法制度化的困境
在二○一三年底，我曾經在《新新聞》撰稿指出，在習近平第一任的初期，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將中共從「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集權」，把中國政治從「一黨專政」轉變為「一人專政」。
一六年，我在《習近平大棋局》導論中也曾指出，習近平走向強人政治，其實反映了中共的黨國政體做為一種「後極權威權」的內在困境。若從政治學中對威權政體的比較分析來看，今天會這樣的現象並不令人驚訝；進一步說，我們幾乎可以預期接下來還有可能發生的一些事情。
習近平在胡錦濤第二任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個常委之一，應該看盡了當時做為總書記的胡如何失控、中共體制如何分裂腐敗的驚心情況。
十八大接班過程中，他是在數度政變威脅的陰影下登上大位的，過程反映了中共最高權力繼承無法制度化的深刻內在困境。
其實從毛開始，最高權力的繼承就一直面臨著困境。劉少奇、林彪都是從潛在接班人的位置被鬥倒或慘死，華國鋒雖然是毛指定接班人，卻地位軟弱，最終讓位於鄧小平。
而鄧小平的接班也歷經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接班失敗。在血腥的六四之後，就在鄧小平家裡，一群老頭子們進行談判，一次解決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的接班，鞏固了二十幾年的局面，為中國快速發展和日後的崛起奠定了寶貴的政治基礎。
但江澤民當時交棒給胡錦濤是心不甘情不願的，還搞了個「扶上馬送一程」的把戲，沒把軍委主席交出，而且在胡時代的常委和中央委員會裡布滿了江自己的人，把胡給架空。在這個局面下，習近平是在江、胡兩派鬥爭妥協下產生的人選。
國際和台灣都有學者認為，從江到胡，中共權力繼承逐漸建立起制度化的安排。其實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這些權力繼承者並非制度決定，習近平接班亦然。
利益均霑是集體領導真諦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的○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曾舉行一個由中央委員會及候補委員等四百多人參加的「民主推薦會」，讓大家推薦政治局委員後備人選。據說習近平是在這次類似假投票的「黨內民主」創舉而獲得拔擢為王儲。
其實那只是民主推薦，後面黨中央還得「反覆進行醞釀、多次聽取意見」，讓各派系與政治力量討價還價，才最終確定人選。再說，那次「民主推薦會」的票數排行也從未公布，哪有什麼制度化效果？
話說回來，中共雖然接班從來沒有制度化，但為何在改革開放之後卻也一路至今度過了四十個年頭了？
政治學對威權政體的比較研究文獻指出，根據歷史資料統計，沒有選舉的一黨統治威權政體，是所有威權政體中存活最久的一種，比軍人政體或個人統治都要穩定。
這是因為這種有著黨國體制的威權政體，能夠透過一些黨內的制度安排（如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讓黨內派系不斷多次地討價還價，進而達到權力平衡、長期共享權力。如此便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或派系，能讓別的派系永遠失去掌握權力的機會。因此，各個派系形成了一個利益均霑的統治階層與集團，這就是「集體領導」的真諦。
當「集體領導」鞏固了統治集團的整體權力，外部的矛盾與力量便沒有任何挑戰這個統治集團的可能與機會。
但為什麼這個讓政權長期穩定的關鍵機制，會被習近平幾乎破壞殆盡了？
首先，「集體領導」制度的維持，只是反映了客觀上沒有任何一個力量能夠或願意消滅其他力量的事實。
其次，利益均霑權力共享的「集體領導」，其實也是「集體貪腐」的制度成因，在派系平衡的「集體領導」下，怎麼可能有一種能夠讓派系之間相互究責的反腐體制呢？為了維持政權穩定，中共也只能眼睜睜地讓「集體貪腐」不斷地滋生蔓延。
「集體貪腐」的日漸囂張猖狂，造成了統治集團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與緊張日漸升高，且統治集團低效無能，這又造成了政權的不穩定因素。這就讓習近平看不下去，大嘆「竟無一人是男兒」，矢志要重新振作這個腐敗的黨。
接班鬥爭慘劇，集體領導制難維繫
另一方面，這個政權每次權力繼承時，各派系與政治力量都得要動真格地較量一番，沒有老人事先安排好的十八大，就爆發了薄熙來、周永康這樣的造反性人物。經過血淋淋鬥爭之後，還要回到派系平衡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是習近平還是任何人，如此登上權力頂峰，哪可能回到「集體領導」，與政敵分享權力？
而這次十九大不安排繼任人選也是有跡可循的。
一旦習近平要肅清政敵，政敵也不可能有安全感，這樣他們之間就形成了一種零和關係。在零和關係下也不可能和任何潛在挑戰者商量繼任人選。
加上習近平才透過十九大真正完成了自己的人事布局，個人集權與宏圖才正要全面展開，怎麼可能幹完五年就下台，並且讓接任人選天天在身邊虎視眈眈？既然十九大沒有安排接班人，二十大習近平怎麼可能下來？
以「三位一體」辯護實開黨史倒車
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進一步從制度上強化他的個人領導地位。
此次修改《憲法》對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是破例在兩會前連續開了兩次黨的中央委員會。
相對於袁世凱稱帝時還有籌安會出來鼓吹，習的此舉非常突兀，事先連輿論的鋪墊都省去了。比較蹊蹺的是，在二中和三中公報中沒有具體表現出這個修憲提議，而且在會後中共又非常費力地屏蔽網路上的言論，然後叫軍隊出來相挺。
人民網上以「軒理」為筆名（可能出自中宣部）的評論提出辯護指出，自江以來都是由最高領導人身兼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也就是所謂的「三位一體」，因此為了要一致，國家主席也不應該有任期限制。
這個說法其實似是而非。鄧小平在其文選第二卷〈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會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
鄧小平是從他自己三上三下和文革的血淚教訓中得到這個結論的。
現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反過來用「三位一體」來為刪除《憲法》中任期限制做辯護，這種強化權力集中的做法，不僅是開人類歷史的倒車，也是開黨史的倒車。
會更賣力證明一直幹是正確的
習近平如此粗糙地做這件事情，若不是他太自大，便是有什麼非得這麼急切的原因。
我相信即便有這麼多反作用力浮現，他也絕對不會往回退；相反的，為了要證明自己是對的，習近平可能會更賣力證明一直幹下去是正確的。按照他最近在國內加強壓制、對國際強勢的作風，一個沒有籌安會的「習憲元年」透露著讓人擔心的傾向。
隨著習近平想要在世界上「偉大復興」的雄心愈彰顯，世界各國對他的提防與警惕也愈高。相信在中國國內，同樣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有著類似的擔憂，包括中共黨內的政治菁英以及中國社會的有錢階級。
在風雲不定的兩岸關係上，我們似乎也得更加謹慎小心了。（本文作者為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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