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MeToo運動在日本難以萌芽?日本社會如何對待性侵、性騷擾的受害者

2018-03-03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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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好萊塢知名製作人溫斯坦性侵事件爆發之後,譴責性侵與性騷擾惡行的「#MeToo」運動像海嘯般席捲全球許多國家。但是作為亞洲經濟發展數一數二的先進國,日本在這議題上卻顯得異常沉默。這不表示日本沒有發生性侵或性騷擾事件,反而顯示了日本女性在父權社會下被壓抑的社會地位,導致她們在此議題上的發聲必須更為謹慎。然而,即使她們勇敢揭露、發聲,日本社會的反應卻往往偏向冷漠,與在歐美國家及印度所掀起的輿論風暴形成鮮明對比。

「高中生社長」控訴遭性騷擾卻遭網友批評

紅極一時的日本「女高中生社長」、創業家椎木里佳於2017年12月16日在推特上控訴一名客戶在商業飯局中要求與她發生性關係,而當她拒絕之後,這名客戶便取消與她的商業合作。椎木里佳15歲時在父親的幫助下創辦並經營株式會社AMF,以女高中生作為主要市場目標,經營媒體事業以及商品企劃。

她的推文引起了網友回應,但令人跌破眼鏡的是許多網友都批評她是在「宣傳自己的事業」、指責她說謊,甚至有些網友還表示,當椎木里佳答應與那名客戶共進晚餐時,便已經是一種「默許」。對此,現年20歲、已是一名大學生的她在12月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表示,「令人失望地,我所收到的都是負面評論。」她也表示,「我們要創造一個讓我們可以盡情發聲的社會,否則性騷擾和其他不當的行為將一直持續發生。」

「#MeToo」運動在日本社會尚未開始發酵,女性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的發聲及控訴,通常引來的會是批評而非同情,有些批評者甚至是女性。日本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三浦麻裡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在一個女性長期遭受壓抑的父權社會中,許多受害者試圖遺忘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而非尋求外界支持及正義。三浦麻裡表示,「日本社會缺乏姐妹情誼,而揭露性侵害或性騷擾是個讓人心力交瘁、望而生畏的過程;自然而然地,女性便傾向保持沉默。」

遭遇性侵悲劇但不甘沉默 日本女記者為自己爭取正義

去年5月,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召開了一場罕見的記者會。在記者會上,她毫無保留地說出自己被一名電視台主管性侵的經過。2015年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東京放送(TBS)華盛頓分社社長、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山口敬之邀請她共進晚餐,理由是討論她在電視台實習的事宜。伊藤詩織不疑有它,到酒吧赴約,晚餐後感到頭暈,昏倒在酒吧的廁所,醒來時卻發現自己在昏迷時被帶到酒店房間性侵。

山口敬之矢口否認罪行,聲稱發生性關係時伊藤詩織「清醒,沒有抵抗」。而經過兩個月的調查,檢察官突然草草結案。這樣的遭遇迫使伊藤詩織站出來,為自己爭取正義。除了召開記者會,她也在10月出版了《黑盒子》(Blackbox)一書,傾訴自己的遭遇和磨難,在美國掀起熱議。在日本,此書雖有引起對於性侵及性騷擾事件的討論,最終卻也只有少數女性為她聲援。

在接受《美聯社》訪問時,伊藤詩織表示當時候許多網友抨擊她,聲稱她「長相太誘人」、指責她「毀了一個重要人物的人生」,甚至有些女性視她為女性恥辱。

伊藤詩織打破了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沈默。(美聯社)
伊藤詩織打破了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美聯社)

遭受性侵被視為「有缺陷者」近3/4受害者從未吐露遭遇

性犯罪專家、律師角田由紀子分析,「許多人認為伊藤的事件與他們無關,這就是為什麼#MeToo運動在日本社會尚未萌芽。」在日本,遭受性侵的女子被視為「有缺陷者」。因此,根據日本政府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將近3/4的性侵受害者從未向任何人吐露遭受性侵的事實,只有4%的受害者到警局報案。該報告也稱每15位日本女性當中,就有1人曾經遭受性侵或被迫從事性行為。角田表示,受害者往往因為心理恐懼、隱私顧慮以及擔心飯碗不保而拒絕出庭控告犯人。

日本司法部統計顯示,只有1/3的性侵案在法庭上受審,而且處罰並不嚴重。 2017年,1678名因性侵罪受審的被告當中,只有285人(約17%)被判入獄3年或以上。 去年6名日本名校慶應大學的男大生涉嫌將一名女學生灌醉後輪姦,案件進入橫濱的司法體系,後來檢察官不但放棄起訴,也拒絕說明理由。

父權社會壓抑氛圍 絕大多數日本女性不敢說「不」

去年12月,日本人氣作家伊藤春香(筆名はあちゅう)也透露了被性騷擾的經歷。她表示,過去在日本第一大廣告公司電通( Dentsu)工作時,曾被一名男性高主管性騷擾。伊藤春香指名道姓指控,對方道歉並辭職,但否認自己的行為是性騷擾。伊藤春香表示自己曾試圖隱瞞並忘卻此事,除了擔心事件的曝光會傷害形象,也擔心會為以前的同事增添困擾。然而,在看見伊藤詩織的勇敢行為後,「我也決定公開一切」。

前國會議員兼性別平權運動者池内沙織表示,日本社會的壓抑氛圍讓女性不敢說「不」,包括非兩相情願的性行為。池内沙織指出,這種心態讓日本戰時的「慰安婦」──戰時被日本軍人當成娼妓凌虐的女性──幾乎完全噤聲,也讓日本對韓國與其他國家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

性侵受害者:報案後才是折磨的開始

回到伊藤詩織的遭遇,報案後才是折磨的開始。她在被性侵後的隔天到一家婦科診所進行檢驗,但該診所缺乏處理性侵案的專業;當她打電話至性暴力受害者中心尋求協助時,對方拒絕透過電話提供協助。伊藤詩織耗費了3個星期才讓警方接受報案、著手調查,但更令人憤怒的是報案之後,除了被迫反覆回想案發經過,警方甚至要求她以真人大小的娃娃還原性侵現場。

被指控性侵的山口敬之在各大媒體,包括臉書上皆否認伊藤詩織的控訴。目前,伊藤詩織已向山口敬之提出民事訴訟,要求他賠償1000萬日圓(只合新台幣277萬元)精神損失。「我在思考如何改變這樣的情況,我只能站出來公開我的經歷。」伊藤詩織及律師團現已著手開始調查與安倍首相交情匪淺的山口敬之,是否運用自身的政界人脈讓法院撤銷此案件。

小林未郁所經營的自助小組為性侵受害者提供支持與幫助。(美聯社)
小林美佳所經營的自助團體為性犯罪受害者提供支持與幫助。(美聯社)

被性侵後成立自助團體 提供性犯罪受害者支持與協助

另一個令人髮指的性侵事件發生在小林美佳身上。2000年8月,小林美佳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兩名男子襲擊,並將她推進汽車裡性侵。事後她到警局報案,警方卻遲遲未逮捕加害人。經過一番掙扎,小林美佳決定向媒體公開自己的故事,並成立性犯罪受害者自助團體以協助受害者走出陰霾。該團體已交換了數千則「#MeToo」經歷,但這些經歷都被嚴格保密,並未公開。

除此之外,小林美佳也出版了《為什麼會是我》一書,希望能提升公眾對性侵害的意識。她表示,希望自己提供受害者足夠的了解與支持,而非成為一個社會運動者。

「我曾經也認為自己背負著一個巨大的秘密,是個性侵受害者和一個不潔的女人,」小林美佳慶幸能夠與其他受害者建立連結,「她們賦予我力量!」但她也強調:「我覺得不公開(受害經歷)是可以被接受的決定。只要能讓受害者好受一些,我尊重她們的每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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