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大時代浪潮下那些隱晦不明的個人與悲劇

2021-10-31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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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親李化(別名:炎林)在片場。(作者提供)

作者父親李化(別名:炎林)在片場。(作者提供)

這裡所講「生平資料隱晦不清」的一些人,在我童年記憶中,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

失敗者回憶錄16: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居溫哥華的Tommy Tong ,在我談淪陷區生活的文後留言:「真實見證。於廿多年前曾做印刷工作!某天早上有一老者拿了一本手寫小册來打價,他說成品後免費派閱。我在午飯時揭閱之。內容是老者感恩汪精衛在偽满區,生活設施充足,飲食充裕,治安完善!能令他們得以安逸生活。印此小册感謝汪精衛並為他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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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懷疑侵華時期的日軍殘暴,但汪政權力圖在淪陷區為老百姓建立緩衝,則不能輕易否定。戰後承受漢奸罵名,不止是汪政權的頭面人物,更包括許多當時與汪政權有關連的人。他們或有利己目的,但也不排除有「曲線救國」之心。

淪陷時期的文學、電影,已有不少人書寫。唯獨淪陷時期的舞台戲劇活動,寫的人較少。但實際上很重要。在淪陷區,由於日本對英美宣戰,電影院沒有了西方的片源,加上拍電影投資大,國產片蕭條,電影院紛紛改為劇場,話劇就有了空前發展的空間。中國劇運在抗戰期間,無論淪陷區或國統區,對社會都有重要影響。終戰前一年,上海的重要劇團多達20家,更有不少跑碼頭的劇團,在各地輪番演出。

2015年臺灣大學戲劇系教授邱坤良發表長篇論文《附逆與抗敵:汪精衛政權的戲劇界》,是至今讀到較全面和不帶成見地對這時期話劇活動的論述。

這篇論文的最後段落提到:「與日軍或汪政權有關的戲劇工作者,李萍倩、張善琨、屠光啟戰後並未成為『漢奸』,至於戴策、周雨人、李六爻諸人下落不明,連他們的生平資料也隱晦不清, 他們在終戰已經離開人世?隱姓埋名,平安過日子?皆值得做後續研究。」

這裡所講「生平資料隱晦不清」的一些人,在我童年記憶中,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一是戲劇家和劇評家李六爻,另一是在汪政權任高官的戴策。在邱坤良這篇長文中,我還看到我父親那時的名字——李炎林。

邱文說,「1942年成立的南京劇藝社(南劇),同仁不乏左翼的上海戲劇協社成員(如戴策、李炎林),算是較專業的戲劇團體,可視為汪政權的代表性劇團。」南劇社長戴策,1940年汪政權成立時,在外交部長褚民誼底下擔任僑務局長,被外界視為褚的四大金剛之一。1942年4月,南劇演出由李炎林導演的莫里哀《偽君子》。南劇每月接受汪政權補助。南劇曾演出由重慶國民政府文化高官張道藩寫的劇本,顯示「南京與重慶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太反映在戲劇舞台上」。

1943年初,南劇推出《怒吼吧,中國!》是明顯配合日軍和汪政權反英美的「大東亞共榮圈」國策的話劇,但夾帶民族意識。劇終在群眾高呼「打倒美英帝國主義,東亞民族聯合起來,中華民國萬歲,東亞民族解放萬歲!」台後齊唱〈參戰歌〉的歌聲中,結束全劇。

劇本根據俄國劇作家特列季亞科夫的原著,由周雨人、李六爻、李炎林等人改編,李炎林導演。李六爻任主角。

戰後,汪政權被指為漢奸集團,由外交部高官戴策當社長並接受汪政權補助的南劇,特別是參與演出《怒吼吧,中國!》的主要成員,為避「反漢奸」風潮,隱姓埋名是很自然的事。我記得父親帶我看過演出,但後來父親都不再提起那時的事。顯然是當時認為「光彩」而戰後被社會普遍認為「不光彩」之故。戰後他棄用李炎林之名。李六爻改名李書唐,跟從父親到北平,後來又一起來香港。我與李伯伯交往很多,他1967年在香港懸樑自盡。戴策1949年後來過香港我家暫住,後來去哪裡,就不知道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28日)

失敗者回憶錄17:李伯伯的悲劇

他最得意是以李六爻的名字在汪政權下「導演劇評一手包」的時代,但戰後不僅未能延續他的事業,甚而還要隱瞞自己這段歷史。他在淪陷時期真做了虧心事嗎?我想他不這麼認為。然而大勢所趨,個人如何抵擋?

邱坤良論文提到在淪陷區劇運中非常活躍、卻在戰後「下落不明」的李六爻,使我從深層記憶中猛然想到那時候(我七歲)爸爸跟李伯伯在客廳興奮地講到報上的打油詩,第一句記不得了,只記得最後三個字是「李六爻」,跟著約略記得是:「身材高比電燈梢,平常愛唱張公道,導演劇評一手包」。「張公道」是什麼,我不知道。他活躍於戲劇活動兼寫劇評,是邱文提到的。李伯伯身材高大肥胖,來我家總愛高談闊論,評點時事。戰後我家搬去北平,他那時也帶著家小跟去,仍然是我家常客,但名字已經不是李六爻了。

1948年父親舉家從北平移居香港,李伯伯也來了,但家小留在大陸。李六爻易名李書唐,並以趙宋的藝名參加長城公司的宣傳、編劇、演員工作。他在香港的職業生涯並不得意。1960年,他女兒中婷從北京來香港,既是投靠也是陪伴父親。從此常見兩父女在一起進出。中婷在香港念了一兩年書,就考進邵氏的演員訓練班,改藝名李婷,與邵氏簽約,拍過《山歌戀》等影片。那時我在上海書局任編輯,邀李書唐寫一整套的「歷史小叢書」,他文筆流暢,書寫得好,賣得不錯,稿費也使他能夠勉強維持生計。後來我辦《文藝伴侶》雜誌,邀他寫小說,也寫得頗為精彩。1966年大陸爆發文革,香港左派出版業停止出版被大陸批判為「封建主義」的歷史書,他的小叢書就無疾而終也。

李書唐(左)和父親(中),那時他們以李六爻和李炎林的名字縱橫汪政權時代的話劇界。(作者提供)
李書唐(左)和父親(中),那時他們以李六爻和李炎林的名字縱橫汪政權時代的話劇界。(作者提供)

李婷在邵氏半紅不紫,也不知道受了什麼委屈,吃了什麼虧,於1966年8月28日,在邵氏宿舍自縊而死,留下一句遺言:「親愛的爸爸,您要活下去」。李伯伯沒有參加女兒喪禮。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長吁短嘆。大陸發動文革,他無法與北京家人聯絡。沒有工作和收入,沒有了李婷的薪資,他生計顿成問題。四個月後的1967年1月,李書唐也跟着女兒懸樑了。我與午馬的爸爸馮承璧伯伯一起辦了他的後事,送他下葬。我接收了他大量的沒人要的藏書。

在李婷喪禮上,作家陳蝶衣用她主演的幾部電影片名串了一幅輓聯::「一曲山歌戀,原冀芳流萬古,從此年華珍黛綠;數灣鱷魚河,緣何魂斷三更,竟將歡樂損青春?」在李書唐喪禮上,友人婁子春撰一輓聯就絕了:「父女同命,有人殺人不見血;戚友咸悲,天道籤道終須還。」婁伯伯在靈堂守護這輓聯,防止被取下。而這輓聯終於不見有報紙刊登。婁子春寫此輓聯,不知有何依據。但既無報紙登,就在此留下懸疑吧。

李書唐飽讀詩書,熱衷戲劇,博古通今,關注時事,客廳中他往往語驚四座。他最得意是以李六爻的名字在汪政權下「導演劇評一手包」的時代,但戰後不僅未能延續他的事業,甚而還要隱瞞自己這段歷史。他在淪陷時期真做了虧心事嗎?我想他不這麼認為。然而大勢所趨,個人如何抵擋?他在香港從影、寫書也不得意,文革更切斷了他與家人、與他關懷的土地的聯繫。有學識和才華的人,落得這樣悲慘結局,在大時代中當然不止他一個。只是因為同我家的關係,在此記上一筆而已。

父親與李書唐於1948年同回香港。(作者提供)
父親與李書唐於1948年同回香港。(作者提供)

至於參與汪政權時期重要演出的劇運人士,是否與重慶的抗日政府暗中有聯繫?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文藝界有採取怎樣的自保措施?我不確知,不過隨後在我九歲那年的家庭突變,卻使我略感當年淪陷區人政治處境的複雜性。(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31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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