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忍死書生志待酬，欲當滄海止橫流，獨行那計千夫指，自污拚蒙萬世羞。」
失敗者回憶錄14：汪政權下的樂土
2010年時，清理塵封的藏書箱，找到一本封面有小蛀的線裝書《雙照樓詩詞藁》，打開有《小休集序》，下款是「汪兆銘精衞自序」，翻開第二頁，讀到「被逮口占」四首中的名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引刀成一快」這個句子，我年輕時已看過不少人引用，但很少人說是汪精衛的詩句。至於全首詩，知道的人也不多。這是汪精衛在1910年刺殺滿清攝政王不遂被捕關進死牢，自念必死，用生命寫成的句子，注滿感情，瀟灑豪邁，兼而有之。其後又讀到詩詞學名家葉嘉瑩2009年的講稿《汪精衞詩詞之中的「精衞情結」》，引用〈被逮口占〉四首的另一首：「啣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寫的就是精衞鳥銜石填海的孤獨、執着、不倦不悔的精神。葉嘉瑩認為汪精衞畢生的詩詞，貫串着精衞情結。不僅是烈士情結，因為烈士如文天祥，赴死也說「留取丹心照汗青」，即讓姓名、忠義永留史上。但汪精衞最後與日本人合作，背負漢奸罵名，是連身後名都犧牲了。她說被汪的詩詞感動，是因為汪的終生所貫注的，就是這種精衛情結。
2013年，香港重印了《雙照樓詩詞藁》，書前有史家余英時寫的長序，他以大量史料論證汪精衛建立附日政權，不僅不是「賣國」的「漢奸」，而且在中國科技和軍力遠落後於日本的情況下，求和正是出於避免全面潰敗的「愛國」動機。而當時主和的也不是只有汪一人，至少具民族氣節的陳寅恪也是這樣主張。而從汪的詩詞中看到，他即使在建立附日政權前夕，仍然心懷愁苦。儘管余英時不否認汪可能有個人動機，但詩言志，他的詩詞一以貫之地呈現他不變的「烈士」情懷。
為新版《雙照樓詩詞藁》校注的南開大學教授汪夢川，在看了汪精衛的詩後，深感其「強烈之犧牲情結」及「民胞物與之志意」，而寫下這樣的詩句：「 忍死書生志待酬，欲當滄海止橫流，獨行那計千夫指，自污拚蒙萬世羞。」
日本投降後，汪精衛夫人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她在法庭上說：「汪政權治下的地區，是中國的淪陷區，也就是日軍的佔領區，並無一寸之土，是由汪先生斷送的。淪陷區是淪陷了的土地，只有從敵人手中爭回權利，還有甚麼國可賣？」1950年，陳璧君在中共監獄中為汪精衛表心跡說：「假如說中共政權的建立，是為了為人民服務，那汪先生才是真為淪陷區哀哀無告的人民服務。」
汪政權下，淪陷區的人民擺脫侵略軍的軍人統治，在可作緩衝的華人政權下得到喘息的空間，經濟、文化都有戰時繁榮的景象。2017年，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巫仁恕寫了一本書《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引用當時的資料，講1940年汪政權成立後，蘇州大量人口湧入，出現「劫後天堂」的榮景。與過去歷史書寫所講的漢奸統治下人民水深火熱，截然不同。
我記得那時候，家中有了留聲機，不斷有許多新的流行曲唱片，有的流行曲傳唱至今，如《何日君再來》。大批電影和影星歌星湧現，陳雲裳、周曼華、李麗華、李香蘭、周璇、劉瓊等，紅極一時，影藝事業更延續到戰後的上海，及其後的香港。文化事業是在稍有餘裕的社會才會蓬勃的。比諸當時中國廣大地區，包括廣大的國民黨統治區和中共統治的紅區，汪政權治下可算是人民的樂土也。
那時父親雖然從商，但亦有參與淪陷區的戲劇活動。這是我後來讀到一些文章，結合童年記憶，才知道的。（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24日）
失敗者回憶錄15：淪陷區藝文
淪陷時期最有名的雜誌叫《萬象》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接著是日軍與國軍的八一三會戰，11月日軍攻陷上海。儘管上海絕大部分地區淪陷，但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上海的法租界、公共租界仍然是英法所統治，這四年，上海租界被稱為「孤島」。孤島時期，中國文化人雲集，在那裡發展了相當蓬勃的文化出版、電影、戲劇活動，而且貫注愛國抗戰的社會意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也淪陷了，但那時候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已經成立，在汪政權下，不少文化人仍然堅守崗位，各藝文活動都在摸索附日政權的政治底線，作反控制、爭自由的文化實踐。許多作家、導演、演員在汪政權治下冒起，名聲和表現延續到抗戰勝利後，以及1949年後在香港和台灣發展。
著名作家張愛玲，就是這時期冒起的，同一時期冒起的作家還有傅雷、鄭逸梅、柯靈等人。著名製片人張善琨長袖善舞，導演方沛霖、卜萬蒼、朱石麟，演員陳雲裳、李香蘭、李麗華、王引、高占飛等在這時期竄紅，這些人的演藝事業都延續到戰後。甚至可以說，上海淪陷區的文化活動，為戰後中國及香港、台灣的文化奠定人才的基礎。
淪陷時期最有名的雜誌叫《萬象》，它創刊於1941年7月，即孤島的末期，到1945年6月即抗戰勝利前夕停刊。由中央書店老闆平襟亞任發行人，先由陳蝶衣主編，到1943年5月主編改由柯靈擔任。張愛玲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1943年5月在《紫羅蘭》雜誌刊出，柯靈讀後驚為天人。其後張愛玲的《心經》、《琉璃瓦》和《連環套》陸續在《萬象》連載。
《萬象》定位為「時事、科學、文藝、小說」兼顧的綜合性期刊，合乎「包羅萬象」的命名，趣味與意義並重，而其目的則在於「點綴，安慰急遽慌亂的人生」。《萬象》對政治的疏離，對日常世俗生活的貼近，和對永久人性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淪陷區通俗文學的需求，亦不違汪政權的文化政策。陳蝶衣主編時期《萬象》主要衝破佔領者的封鎖，打開言說空間；柯靈主編時期則偏重於知識份子的言說。兩位主編的努力，使《萬象》網羅了最廣泛的作家群，並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文學新人。《萬象》保持逾萬的銷量，成了「（淪陷區)非常時期的非常（文化）現象）」。
淪陷區的電影業，不能不提到張善琨，1942年在親華的日本人川喜多長政的拉攏下，他出面將12家上海電影公司合併組成中聯公司，一年內拍了43部電影，他一方面表示「效忠于國家、效忠於東亞」，一方面提倡「保持電影的娛樂性」。那時大部分的電影題材都是風花雪月，卿卿我我的愛情故事。顯示出他和電影人在特殊環境下隨機求變的心態。在他旗下，以朱石麟、卜萬蒼、岳楓、李萍倩為代表的創作群體，基本上沒有主動地拍攝為日本侵略服務的「國策電影」。即使是奉命拍攝以鴉片戰爭為背景、配合反西方的「大東亞共榮圈」國策的影片《萬世流芳》，編導也避重就輕地以林則徐的愛情生活為主線。戰後，這些演藝人沒有被指為「漢奸」。在中共的正統電影史上，淪陷時期的上海電影皆被套上了「漢奸電影」的帽子。但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年出版《南來香港》一書，台北電影資料館於2001年出版《童月娟（張善琨夫人）回憶錄》，對張善琨及淪陷時期電影事業基本上採取諒解態度，認為至少保住中國電影業的命脈。
電影之外，還有蓬勃的話劇演出。一些在歷史中遺失的人物，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出現。（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26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