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管敵人多麼兇殘，祖國永遠屹立不搖。」─俄羅斯伏爾加格勒市（Volgograd，即二戰時的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的馬馬耶夫崗（Mamayev Kurgan）山頂上聳立的碩大雕塑。它的龐然體積訴說著許多事情──不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更關乎俄羅斯精神，而且深深連結到民族的歷史包袱。
馬馬耶夫崗上不是只有一座紀念碑，它是個紀念碑林立的場址，而且一座比一座巨大。我頭一回造訪時，感覺自己好像來到一個巨人的國度。在山腳下，一座打著赤膊的巨大男子雕像站立著，一手緊握機槍，另一手抓著手榴彈。他看來就像從岩石堆後縱身躍出，全身肌肉突起，有三層樓那麼高。在他身後、通往山頂的台階兩旁，是一群大塊頭的士兵浮雕，彷彿決戰將至、紛紛從殘垣斷壁中蜂擁而出的樣子。爬上山坡看向更遠處，會看到一位哀傷母親的龐大雕塑，足足比我住的房子大上兩倍。她俯身凝望兒子的屍體，眼淚滴淌到一池大水塘，人稱「淚湖」（Lake of Tears）。
陳列在公園裡的十幾座人像，個個巨大：沒有哪一座的高度低於六公尺，而且其中某幾座英雄雕塑還要再大上三或四倍。然而，位於上方山頂、高高聳立的一座雕像頓時讓他們全部成了孩子。山頂上地勢險要，俯瞰窩瓦河（Volga），坐落於此的雕像碩大無朋──那是象徵俄羅斯母親的雕像，正在呼喚孩子們起身為她作戰。只見她張口吶喊，頭髮與衣裳在風中飄蕩。她的右手高舉一柄寬闊長劍，直指天空。從腳底到劍尖，她那八十五公尺高的身形兀立在半空中，幾乎比紐約自由女神像高兩倍、重四十倍。她在一九六七年首次亮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雕像。
這座名為「祖國召喚」（The Motherland Calls!）的紀念碑，是俄羅斯最具代表性的雕像之一，由前蘇聯雕塑家葉夫根尼．烏切季奇（Yevgeny Vuchetich）花了數年時間設計、建造完成。整座雕像大約使用了兩千五百公噸的金屬和五千五百公噸的混凝土。光是那柄長劍就重達十四公噸；也因為它實在太重了，烏切季奇只好與一位名叫尼可萊．尼基金（Nikolai Nikitin）的結構工程師合作，以確保劍不會因為太重而落下。他們不得不把劍身部分鑽空，免得強風吹到劍時引起晃動，危及整個結構。
要是這座紀念碑蓋在義大利或法國，恐怕會顯得大而不當。但這裡可是窩瓦河畔那座昔日稱為史達林格勒的城市──在這裡，它在靜謐中給人的那種情境感受，可說是再恰當不過。一九四二年，在此地爆發的戰役讓西方戰場上的一切戰爭相形見絀。起初是德軍以二戰以來最猛烈的空中轟炸揭開序幕，接下來則有十幾支集團軍發動進攻與反攻。戰役演變成範圍遍及整座城市的巷戰，雙方士兵在炸成廢墟的房舍間，一條街、一條街乃至挨家挨戶地廝殺。在那五個月當中，差不多有兩百萬人喪生、遭受重傷，或失去自由。交戰雙方在此單一戰役中的傷亡合計，便已超過英、美兩軍在整場二戰的傷亡總數。
當你站在馬馬耶夫崗頂，籠罩於祖國召喚巨像的陰影下時，你可以感覺到這整段歷史的沉重。即便身為外國人，同樣會感覺到壓抑和窒息。對不少俄國人來說，這是個神聖的地方。這座山丘的俄語「Kurgan」意味古墳或墓塚，最初專屬於一名十四世紀的軍閥，然而經歷了歷史上規模最大戰爭中最浩大的一場戰役之後，它被賦予一種新的象徵意義。在這塊一九四二年的主戰場上，埋葬了不計其數的無名士兵及平民屍骨；甚至到了今天，當你走在山丘上，依然可能找到半埋在土中的金屬與人骨碎片。不論從抽象形象上、還是以寫實角度來看，祖國召喚巨像可說不折不扣地挺立在屍骨堆成的山陵上。
俄羅斯的這場戰事規模之大，是馬馬耶夫崗上的紀念碑如此宏偉的原因之一。但這並非唯一原因──實際上，這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雖說肌肉發達的英雄和哭泣母親的雕像都相當龐大，但唯有兀立於山崗頂上的那位女巨人才真正夠分量，足以主宰下方所有的雕像。要記得，這一切並不是要銘記那場戰爭，而是象徵「祖國」。這裡傳達的訊息很簡單：不管戰爭再慘烈，不管敵人多麼凶殘，「祖國」永遠屹立不搖。祖國召喚雕像的巨大身形，應當是為了對浴血苦戰的士兵及哭泣的母親提供慰藉，提醒大家儘管犧牲重大，但至少共同成就了強大與燦爛。這便是馬馬耶夫崗的真實意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前蘇聯人民幾乎無以慰藉。他們不但仍處於戰亂損害所帶來的創傷之中，而且還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不像美國人，俄羅斯人沒能從戰爭中獲得經濟利益；相反地，戰爭暴力造成他們的經濟徹底崩潰。此外，俄羅斯人也未能贏得新的自由：儘管人們期待一九四五年後實行政治鬆綁，但史達林很快便重整旗鼓進行整肅。俄羅斯人戰後的日子相當嚴峻。
唯一讓俄羅斯人及其他前蘇聯人民感到安慰的事，或許就是他們的祖國最終證明自己確實是個偉大的國家。截至一九四五年，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USSR，簡稱蘇聯）擁有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陸軍。蘇聯不但控制幅員遼闊的歐亞大陸，還把波羅的海與黑海納入版圖。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蘇聯恢復了固有疆土，並同時朝著西方與東方進一步拓展，這時蘇聯的勢力範圍已經深入歐洲的心臟地帶。二戰前，蘇聯國內動亂致使國力衰弱，充其量只是個次等強國。但二戰之後，蘇聯成了超級強國。
馬馬耶夫崗上的祖國召喚巨像便是設計來證明這件大事。巨像於一九六○年代建造，時值蘇聯國力達到巔峰。高聳的巨像旨在警告任何人不要斗膽進犯蘇聯，而它同時也是一個要蘇聯人安心的符號。巨像在此宣告它將永遠保衛子民。
當蘇聯公民初次站在山頂上，身後有祖國召喚的庇蔭，前景看似壯麗無垠。他們立足之處以西、方圓一千英里的範圍全部是蘇聯領土。向東行，即使跨越了九個時區都還在國境之內。就連天空都好像歸他們所有：第一位太空人來自俄羅斯，第一位女性太空人也是。當他們仰望祖國召喚這座巨像，會情不自禁地眺望其後方無邊無際的天空。
自那時起，俄羅斯一直在蓋各種戰爭紀念碑。它們當中有許多都跟在伏爾加格勒的規模不相上下。比方說，一九七四年莫曼斯克（Murmansk）豎起一座高達四十二公尺的蘇聯士兵像，以茲緬懷一位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北極地區作戰殉國的軍人。一九八○年代初，當時仍隸屬於蘇聯的烏克蘭，於基輔（Kyiv）豎立了第二座祖國召喚雕像。（它跟馬馬耶夫崗的雕像一樣由烏切季奇設計。連同底座，它的高度超過一百公尺，或約略三百二十英尺。）接著，在一九八五年，為慶祝終戰四十週年，蘇聯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豎起了一座七十九公尺高的勝利紀念碑。
所有這些雕像都是權力與信心的象徵。然而光陰流逝，自祖國召喚雕像於伏爾加格勒落成後，轉眼已過了一個世代，這時蘇聯的國力開始動搖。一九八○年代，波蘭與東德等「東方集團」國家開始擺脫蘇聯束縛，最終導致共產主義在這些國家完全崩盤。隨後，蘇聯本身也逐漸解體：首先是立陶宛於一九九○年三月獨立，緊接著波羅的海、東歐、高加索，和中亞等地的十三個國家相繼脫離。巨人就此土崩瓦解。最終，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蘇聯宣布解體。
在那段期間，許多俄國人感到絕望。一九九○年代末擔任美國國務卿的瑪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講過一個故事，說她曾遇到一名俄羅斯男子向她吐苦水：「從前我們是超級強國，而今天我們不過像個擁有飛彈的孟加拉。」幾十年來，對於像他這樣在整個世紀中吃盡苦頭的人來說，國家的偉大是唯一的慰藉。現在，這僅存的尊嚴也被剝奪了。
在如此氛圍下，俄國龐大的戰爭紀念碑開始看來不再是權力的象徵，意境上反倒貼近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一首著名十四行詩〈奧茲曼迪亞斯〉（Ozymandias）的情懷：昔日輝煌的遺物，注定要被時間的沙塵緩慢而無情地吞噬。不過，這段歷史並未讓俄國官方怯步，甚至剛好相反──俄羅斯始終沒有停止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榮耀。譬如，一九九五年，一座嶄新打造的「衛國戰爭中央博物館」（Museum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於莫斯科開幕。在博物館前方，有一座聳入雲霄的紀念碑甚至比馬馬耶夫崗頂的巨像還高──沒錯，這座新紀念碑高達一百四十一點五公尺，世上還真找不到比它更高的二戰紀念碑。而新的紀念碑仍舊蓋個不停。二○○七年四月，別爾哥羅德（Belgorod）、庫爾斯克（Kursk）、奧廖爾（Oryol）等三個城市被授予「軍事光榮城市」（Cities of Military Glory）的封號，各自豎起了嶄新的方尖紀念碑，以褒揚它們在戰爭中的卓越表現。隔年十月，又有五個城市獲得此一封號，分別豎起另外五座方尖紀念碑。短短五年內，俄羅斯全國共有四十多個城市以同樣形式獲得此殊榮，從維堡（Vyborg）到海參崴（Vladivostok），一座座嶄新的紀念碑拔地而起。
在馬馬耶夫崗，人們也可以感覺到同樣的感受。一九九○年代，蘇聯政權崩潰時，祖國召喚雕像跟著開始傾頹。環繞淚湖的管道腐朽，漏水滲入雕像周圍山丘，使得土壤鬆動。到了二○○○年，雕像手臂上出現深深的裂痕。幾年後，有報導稱，雕像已側傾二十公分。經費拮据的俄國政府長期以來都承諾要為重建工作提供資金，但資金始終沒有到位。沒人曉得這種公然忽視的態度是由於俄羅斯新突顯的貧困問題，還是由於對蘇聯的歷史過往所新生的矛盾心結。
然而，最近幾年，這座紀念碑又重新煥發出生機。我在二○一八年造訪俄國時，祖國召喚剛剛修復完成。伏爾加格勒市中心的其他紀念碑也進行了翻新，城市裡的勝利公園（Victory Park）全部關閉進行整修。在名為「陣亡英雄廣場」（Square of the Fallen Heroes）的中央廣場上，學生們正在練習踢正步，準備參加紀念史達林格勒陣亡將士的儀式。
這裡存在驕傲，也存在等量的悲傷。今天，當你爬上山丘，會見到來自俄羅斯各地的民眾；他們來到此地，表達敬意。家長帶著孩子前來，讓孩子們知曉關於他們高曾祖父一輩的英雄事蹟。年輕婦女在祖國召喚這座紀念碑前擺弄姿勢拍照，同時也在其底座獻上一束束紅色康乃馨。軍人們身著正式軍禮服，登上台階時，身上的勳章叮噹作響。
這些人當中，沒有誰能逃脫造就他們的歷史，也沒人能逃避一九四五年以來對於偉大的渴望，這種渴望已成為他們國家意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好壞與否，他們都繼續活在山頂那座巨大雕像的庇蔭下。
＊齊斯．洛韋（Keith Lowe），全職作家和歷史學者，公認是二戰及其後續影響相關歷史的權威，曾任美國公共電視頻道紀錄片《德國大轟炸》（The Bombing of Germany）的主講人及歷史顧問。本文選自作者著作《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我們是定義歷史的人，還是歷史的囚徒？》（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