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共和國在美國表訂撤軍完成時間（8月31日）前的8月15日，被叛軍塔利班（又譯神學士）政權快速攻下首都喀布爾，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蘭大公國」，震驚了全球。
俄羅斯曾在1979年底，以阿富汗政府邀請平亂為由，入侵阿富汗長達9年；但在兵力高達11萬人下，卻未能完全平亂，因各方力量都各自支持了阿國某些勢力，包括美、中、英、巴、沙烏地阿拉伯都涉入其中。
美俄都在「帝國墳場」失利
阿富汗竟成了「蘇聯的越南」，蘇軍死亡1.5萬人、傷殘5.3萬人，國力耗損巨大，被視為蘇聯解體的主因之一。1987到1991期間，蘇聯逐步撤軍；戰爭估計造成67到200萬阿富汗人死亡，因地雷而死的就有2.5萬人，至今仍有1500萬顆地雷未除。
2001年911恐攻事件之後，美國透過聯合國要求阿富汗交出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接受審判，遭到已執政5年的塔利班政權拒絕。美國遂率領英、德、法、加、澳、義、荷等多國部隊出兵，控制該國20年，扶植親美政權、裝備並訓練其30萬大軍，卻仍未能剿滅早年由自己扶植的塔利班8萬人部隊。
2011年殲滅賓拉登後，美國開始將15萬美軍逐步撤離，到2015年僅剩下數千人。然而和蘇聯一樣，美國在阿富汗20年耗費更大，支出2.5兆美元，死亡超過2千，傷殘達2萬多，印證了5分之4面積為高山和高原、平均高度1000公尺、最高峰7485公尺、種族複雜的阿富汗，確實是「帝國墳場」這句話。
今年7月，美軍撤出最後一批駐軍，立刻引發塔利班勢力迅速攻占各省，在幾乎未遭抵抗下進入了喀布爾。喀布爾機場擠滿急於搭機離開的民眾，甚至搏命攀附在飛機起落架上，飛機高升後跌落身亡的影像，讓全球目睹了高度驚悚的畫面。母親將幼兒拋過鐵絲網給盟軍，乞求帶離的悲慘狀況，也令世人同情與哀傷。
賈尼宣稱出走是為避免「血流成河」
阿富汗總統賈尼（Ashraf Ghani）據稱攜帶了4輛車的巨額現款搭機出逃，現金多到部分必須棄置於停機坪上；最終來到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尋求政治庇護，但宣稱自己出走是為了「避免血流成河」，並且是「空手而來」，正在談判尋求回國。
在台灣，也因依賴美國保護，可能重演阿富汗被美國拋棄的戲碼，讓朝野吵得不可開交。藍營人士警告：別太依賴美國，以免「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民進黨則反譏，阿富汗淪亡「比較像1949年國民黨敗逃到台灣」，是因為政權貪污腐敗，被人民和國際社會唾棄；和今天自由民主的台灣類比，顯得不倫不類。
今日阿富汗，是否會是明天的台灣？這問題表面上似乎簡單，因大家對阿富汗和台灣現況多半有些了解，心中自有看法。但是否會真如阿富汗，其實還要看幾件事是否（或如何）發生：
其一，是台灣是否會超越北京的「紅線」，讓北京放棄「和統」改採「武統」，其實目前仍不明朗。雖然蔡總統接受外媒訪問時宣稱她「不冒進」，也說經濟不會高度依賴大陸，但「不冒進」不表示「不前進」，可能是「有序的前進」－大家都心知肚明，台灣的確是一路往獨立邁進，而且經濟對大陸依賴也詭異地高於前朝馬政府，民進黨經常言行不一（例如一面說「減碳」，卻一面「去核電、增火電」），沒人能確定是否真會跨越「紅線」。
其二，是美國是否願意為台出兵抗中、保衛台灣安全。其實，這問題的答案也沒人能確定，包括美國在內──可能要看真正「武統」時，美國認為台灣對其圍堵中國戰略有多重要而定，而這個重要性並非一成不變的，要看在當時國際情勢之下是否符合「美國利益」。另外，也要看當時美國擊敗中國的機會是高或低。可以確定的是，若武統時美國認為自己贏不了中國，應該就不會出兵保台了。
其三，是台灣自我防衛和抗敵意識有多強烈？這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台灣朝野能否合作抗敵？二是台灣軍隊能否一戰？若台灣朝野同心、願意和入侵者一決死戰，那北京可能還要考慮是否值得耗費巨大來拿下台灣，並面對未來有效治理的麻煩。
目前看來台灣朝野互鬥，但真正面臨關鍵時刻，也有可能暫時拋棄成見、表現出「同島一命」態勢，讓北京慎重考慮。悲觀者當然認為機會不高，但衡諸日本1937年侵略中國時，中國各據一方的軍閥（包括共產黨在表面上）其實是和中央聯合抗日的，因此在高度危機時，台灣朝野同心抗敵的機會並不低。
「國家軍力強度指數」在以色列之前
其次，台灣軍隊的素質和作戰意志，近年來的確是在下降。但在戰力上，2021年6月的「國家軍力強度指數」排名仍居全球第13，領先14名的以色列，絕對不是「不堪一擊」。但作戰意志，若因民進黨跨越「紅線」導致武統，的確會影響軍方的作戰意志，也就是經常聽到的「為何而戰」質疑；這才是台灣防衛重要的罩門死角，或稱「破口」。因此，台灣防衛能量和抗敵意識的強弱，確實在事前難下定論。
既然上述三種條件都有部分的可能性，「今日阿富汗 明日台灣」其實就有可能，雖然機會多高難以確定。這就像香港在「反送中」時，綠營全力傳達「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的訊息一樣，當然是政治語言，目的在提醒和警告人民；而若剛好在選舉之前，更能獲得高度政治效益。某些藍營人士說得更加清楚──「不可完全（或高度）依賴美國」，必須提高自我防衛力量，否則連美國都瞧不起你，這當然有其道理。
但是，今日阿富汗，是否「比較像1949年的國民黨」呢？這其實是個複雜的問題，難以進行簡單比較。
表面上，阿富汗親美政權在淪亡時刻的「逃難景象」，和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的最後「部分場景」相當雷同，只要將阿富汗的飛機換成國民黨的船艦即可。當時，同樣有不少擠不上船的逃難百姓掉入海中，或被槍打下船緣的──任何撤退到最後的生死交關時刻，大概都是如此，否則大家都走不了，就如同越南阮文紹政府被美國放棄時，在西貢機場發生的一樣。
但是，1949年末的國民黨撤台，只是撤退作業的尾聲，整個「撤退工程」是從1948年中期開始的，進行了近一年半才正式將首都遷到台北，其過程基本上是有秩序和策略的。
因此，國民政府擁有的黃金、外匯、國寶、人才、機械、物資、宗教領袖、學術巨擘、菁英學生等等，大量地被運送到了台灣；加上韓戰在1950年6月底發生，讓美國改變主意，決定協防台灣防堵共產主義擴張，終於讓國民黨重獲生機，並創造了「台灣奇蹟」。
長期戰爭，官員只能貪污救自己
然而，由於國民黨不敢回憶或刻意隱晦，許多國人根本不知，國民黨是如何失去大陸的。這也是綠營人士經常揶揄藍營的「阿基里斯腱」──國民黨在大陸貪污腐敗、不得民心，被國際社會和人民拋棄，所以敗逃台灣，沒台灣的話早已「葬身海底」。
是耶，非耶？表面上看確是事實，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獲得美國經濟和軍事援助，雖然規模難以和近年的阿富汗相比。然而，國民政府的確被視為貪污腐敗、專制不民主、示威抗議不斷、軍隊吃空缺嚴重、盜賣軍用物資、缺乏戰力和鬥志，導致國共內戰期間，國軍多數是敷衍抵抗，大量直接投降共軍。
從這個角度看，國民黨和阿富汗親美政府，幾乎是一個模樣；甚至早在1946年9月，美國杜魯門總統就因對國民政府失望，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導致國軍美式裝備無彈藥可用，並在局勢已完全確定的1949年8月，發表了為國府「送終」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嚴詞抨擊國府貪腐無能，國共內戰失利和美國無關，等同宣告由中國抽身、完全放棄國民黨。這和美國抱怨阿富汗政府貪腐，決定完全撤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美國在過去批判國民政府和今天怪罪阿富汗政府，其實都是「欲加之罪」。想想看，一個國家長期打內戰或外戰（蘇聯入侵之前，阿國已有內戰），打了30多年後，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政府入不敷出、通貨膨脹嚴重、官僚薪資微薄無法維生，如果不貪腐、盜賣、吃空缺，請問軍人和公務員如何生存？
對日戰爭讓生活成本狂漲3萬倍
別說目前的阿富汗或1949年的中國，早在1945年二戰結束時的中國，就是這種狀況──「1940年100元可以買一頭豬；1943年可以買一隻雞，1945年可以買一條魚，1946年只能買顆雞蛋，1947年更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馮客，《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1947年的生活成本比中日戰爭開始前的1936年，狂漲了3萬倍，但是在戰爭不斷、稅收有限、收支嚴重失衡下，國民政府只能狂印鈔票、凍結所有公職人員薪資，官僚和軍官若不貪腐，請問如何生存？美國會對他們發餉、配給嗎？
1949年的最後時刻，國民黨的撤退景象的確很像阿富汗，但失敗撤退台灣，卻不應該是國民黨的「原罪」──應該承擔原罪的，是日本和蘇聯這兩隻豺狼虎豹，它們對中國的狼子野心，讓國民黨在「黃金十年」（1927-1937）的努力成果，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要認定敗退台灣是否為國民黨的原罪，必須對中國現代史稍微了解。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在1911年發動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各省紛紛反正支持革命，才使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各省加入民國的地方勢力，其實都是清朝末年的官僚，沒有多少民主思想。這些軍閥表面擁護民國、實際上常擁兵自重、爭奪地盤，甚至挾持北洋政府對抗革命，孫文才決定在1924年設立「黃埔軍校」建立革命武力，並且當時在國際間只有剛革命成功不久的蘇聯，對中國革命表達善意、願意支持之下，接受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來爭取蘇聯的軍援（包括黃埔軍校的8500支步槍、400萬發子彈、火炮、飛機、40多位軍事顧問）。
內戰、共黨暴動不斷的「黃金十年」
孫中山先生在1925年去逝，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在1926年誓師北伐，到1928年東北易幟（即支持中央）全國統一，國民黨才真正有機會建設國家。即使在1930年發生大規模的軍閥反中央內戰（中原大戰；雙方出動軍隊130萬人激戰了5個月）、共產黨四處武裝暴動發展之下，國民政府在各方面都有驚人的進步。
依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研究部主任、著名的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估計，1929到1941期間，中國年均GDP成長率達到3.9%，人均GDP成長率為1.8%，較諸今日毫不遜色。
可惜日本軍國主義看在眼裡，不願讓中國有發展機會，在1931年發動「918事變」佔領全東北之後，復於1932年初在上海發動「128淞滬事變」，到1937年發動「蘆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戰爭。在1941年底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前，被日本準備「三月亡華」的中國，已經獨力對抗軍力強大的日本4年有餘，到二戰結束的1945年8月，中國其實已抵抗日本長達14年之久，特別是八年抗戰讓國民政府山窮水盡、遍地是百孔千瘡，連數百萬軍隊都養不起，嗷嗷待哺的人民更是極度厭戰。
雖然二戰結束時，國府兵力有430萬人，中共只有130萬人，裝備也簡陋不堪（「長征」到延安時只剩5萬多人，可想而知中共八年抗戰中是在幹嘛）。但國家入不敷出只能大量裁軍，被裁軍人長期打仗而無一技之長者多被共軍吸收；加上淪陷區汪精衛政府的偽軍、滿州國軍隊也因國府無力維持而泰半被共軍納入，雙方軍隊實力其實沒有一般認定的差異那麼大。
但是，雙方士氣卻有極大差異－國府軍隊在裁軍壓力下，待遇微薄而物價快速上漲，士氣低落、厭戰、常逃亡、需靠抓夫補充；共軍多出自農村，要捍衛中共土地改革成果來保護自家分到的農地，因此戰事從國軍優勢迅速逆轉為共軍勝出。
蔣介石身邊都是共諜
但是，蘇聯在日本投降前三天出兵東北，大肆掠奪機械和資源之後，再將60萬日軍裝備全部轉給共軍，並阻礙國軍接收東北，讓共軍分佔要地、拖延5個月後才退出東北，也是共軍拿下東北的重大關鍵。美國被共產黨宣傳影響，包括美國記者訪問美化下的延安回國後「為匪宣傳」，認為共黨只是「土地改革者」，五次在國軍戰勝下由特使馬歇爾強迫國軍停戰和談，讓東北國軍士氣逐漸渙散。
然而，國共戰爭真正的關鍵因素，也是國民政府在台灣不願或不敢提的，就是在當時中國土地和財富分配極不平均，十分之一的地主控制了大部分農地，佃農和自耕農平日僅以餬口，災年則輾轉溝渠、命如鵝毛。
共產黨在其控制區的「土地改革」，表面上獲得了巨大成果，改變了民心向背。而蘇聯共產革命取得成功，國府被視為顢頇守舊、阻擋進步思想，是舊文化的代表，眾多國人（特別是文化和知識界）對共產主義存有幻想，認其為「進步思想」，多數國人對共產黨取代國民黨，認為至少不會更差。
厭戰的國軍就像阿富汗政府軍一般，除在東北有過激烈對抗，在其他幾場大戰中，因摻雜了地方軍和中央之間的齟齬、不同派系部隊間的矛盾和捨友自保，更加上「匪諜真的就在身邊」（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就是匪諜，蔣介石最依賴的將領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也是，所有作戰計畫毛澤東都清清楚楚）乃至於場場皆輸、望風棄守。
其實，為解決一個農業社會的土地兼併、貧富不均問題，孫中山先生在其民生主義中提出了「平均地權」，具體主張了「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租經常高達5到6成之下，國民黨在1927年於廣東首倡「二五減租」（佃租由主產物50%下降為25%），其後續於兩湖、浙江推行，但遭到地主堅決抵制，財政相當依賴地主所交稅賦的各省有所忌憚，中央又無力掌控各省行政，乃至成效不彰。
事實上，「黃金十年」時代的1930年，國府於《土地法》中已規定了「三七五減租」（177條），抗戰結束後1946年4月又修正土地租金上限為地價的8%，但都難以落實。
中共於其控制區推動激烈的土地改革
相反地，共產黨卻於其控制區推動激烈的土地改革，將地主掃地出門或鬥死，農地沒收分配給佃農，到1947年下半，全「解放區」中約3分之2的農地已經完成土改，也就是在1.5億人口的土地上，約有1億農民獲得了土地。這可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驚人的「土地重分配」，大大提高了農地生產力，農民和知識分子幾乎都倒向共產黨矣。
這種民心向背的轉向，是國民黨失去大陸的主因，即使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完全不合理，但8到9成的佃農和自耕農在獲得土地之後，當然認為共產黨好──這是自私的人性，誰管合不合理？誰叫他是地主？至於後來共產黨又搞土地集中於國家或社區的集體制農業或「人民公社」，農民感到被欺騙上當，已經是「解放建國」之後的事了──天下已是我的，要不然你要怎樣？
所以，當綠營在譏諷阿富汗淪亡有如「1949年的國民黨」時，國民黨大可回應說：國民黨的整套撤退方案是有策略、有秩序的，只有最後的某些場景有點像，而這個撤退方案卻創造了「台灣奇蹟」。
另外，國民黨必須撤退來台，不是自己主動貪腐所致，而是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長期侵略中國所致。如果沒有外力，1927-1937的「黃金十年」已經顯示，國民黨執政下的中國，極可能早就超越今日的社會主義中國，國民黨沒有甚麼「原罪」，有的應該是日本和蘇聯。
＊作者為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兼任特聘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台大和文大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