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用來評價余英時先生的學術成就也是非常準確的：為中國現代學術建立了一個「典範」。
台灣中央研究院在余英時去世通告中評價余英時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罕見。」大陸青年學者羽戈有一句著名的話：「老輩看余英時，中生代看秦暉。」在他看來，「這兩位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
澳門大學歷史學教授楊斌說：「余英時的學術研究，既受到錢穆當年深厚的國學訓練，又受到楊聯陞新史學的培養，可謂得到新文化語動新舊兩派的嫡傳。這對他以後能以同情之心來理解陳寅恪、方以智以及朱熹大有裨益。我最初接觸到余先生的著作是他博士論文漢代的貿易與邊疆擴張。這是研究一本漢代經濟貿易史和邊疆史的著作，所以我本人研究西南邊疆頗有啟發。尤其值得注意但被學界忽視的是，余英時在這部1967年出版的 著作中提出了在邊疆地區存在的Sinicization 華化和Barbarization 胡化的兩種現象。幾十年後的關於所謂『新清史』的討論中，幾乎無人提到余先生多年前的貢獻。以後余先生的主要經歷在於思想史和文化史，這是一個通古知今的大家才可以專注的領域。」
在楊教授看來，無論從自我的精神世界，或者外在的期許仰慕，余先生已然成為中國的文化符號。他的逝去，令人不由得再次憂慮中華文脈的斷裂和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