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史學危機」
作為歷史學家，余英時非常關注當下中國的歷史研究狀況，他告訴記者，國內重要的歷史刊物，每一期他都會看，國內稍微好一些在歷史研究著作也會看。在訪談中，他拿起看了一大半的齊小林博士的新作《當兵：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說，這本書不錯，是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看的，我看了確實是不錯。
不過，余英時認為，中國當下雖然有零散好的歷史研究著作，但整體來說，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史學危機。
他說：「這必須從中國現代史學的萌芽說起。從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啟超等人提倡新史學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國史學已踏上了現代化的台階。再經過「五四」新思潮激蕩，特別是其中「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長期進展，中國史學面貌為之一新。錢穆先生回憶他在三十年代北平和當時學人如陳垣、秦公權、楊樹達、向達、賀昌群、張蔭麟等交往的情形說：『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這一段話，字字都反映了當時的真實狀態。我現在抄錄它，也不勝感慨。而且即在抗戰期間，第一流的史學著作仍源源而來，舉其最著的例子，便有陳垣有關佛道兩家宗教史的研究，陳寅恪對隋唐制度和政治的專論，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董作賓的殷歷譜，錢穆和張蔭麟的兩部史綱等。但自1949年起，中國史學研究遭遇到了空前的厄運。斯大林的『五階段論』（收在《蘇聯共產黨簡明教程》中）成為人人必遵的全科玉律以後，史學研究者已完全失去了構思的自由，任何帶有思想性的歷史論斷都必須以斯大林的教條為依歸。所以在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史學家的主要工作只能集中在史料編輯方面；而由於編輯的原則仍出於教條，材料的收集也漏洞百出。我們今天檢查一下這三十年間出版的規模加大的史學書刊，便立即會發現，當時史學家所付出巨大勞動力，完全是白費了。蘇聯崩潰之後，俄國史學家回顧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籍，坦承七十多年來的史學真是一片荒蕪，沒有一部書在今天還有閱讀的價值。中共的情形也如此。」
文革結束後，中國政治情況雖然稍微改善，但余英時先生認為，對於歷史研究來說，危機依然存在。
他說，1980年代以來，教條的拘束力雖然也有所松動，但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依然如故，構思的自由並沒有顯著的改進。最近由於政權統治的體制發展到了頂峰，意識形態對於史學研究的干預也隨之加緊了。有兩個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第一，所有研究經費都控制在「黨」的手上，只有對「黨」有力的史學論題才能得到慷慨的支援。至於尋求歷史真相但有損「黨」的形象的研究計劃，則必然落空，而且即使寫成了也很難發表。這是我從許多國內大學的史學教授那裡獲得的訊息。第二，最近《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中國大學（如清華）更加強了灌輸意識形態的努力，而「中國現代史」則是其中五項課程之一。這樣一來，中國史學就更遭殃了。我們都知道，中共所編寫的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一向以宣傳「黨」的「光榮、正確、偉大」為主旨。但其中也有階級性的差異。早年在延安，尚未得政權，範文瀾編中國近代史尚不敢過分宣傳，因為他出自黃侃門下，受過國學訓練，畢竟有所顧忌。1949年以後，歷史課本便越來越走向宣傳的路。到了1966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歷史則完全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工具，用謊言來抹殺事實真相已成為常態。今天作為大學中意識形態課程之一的「中國現代史」便是徹頭徹尾的偽史。中共已正式宣佈對於毛統治下的三十年不許有任何負面的評論，對於毛死後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許稍有「妄議」。試想在這樣的裝填下，今天青年學生所能接觸到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知識」呢？寫史必須用「直筆」，不能隱藏或歪曲事實，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所以，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特別稱贊他是「古之良史」。後世朝廷史觀在《起居注》中記載皇帝的言行，無論是善是惡，也都援事直書。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為史官所拒絕。古今對照，不但中國史學危機的深度顯露無疑，而且中國極權統治怎樣摧毀傳統文化也得到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