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中國時政，不做不問世事書齋人
在訪談中，余英時對當下中國時政非常瞭解，甚至包括當下被嚴密鎮壓和審查的群體性事件。他說，幾年前，大陸媒體比較自由時，經常報導每年群體性事件和抗議，有時竟至十幾萬次。近幾年來，媒體控制越來越嚴厲，我們已讀不到這類統計數字。但相關信息仍然不絕於耳，例如最近卡車司機聯合大罷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號，上海、山東、重慶、廣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機都起而響應，顯示出危機蔓延之廣。以中共的專政力量，它也許能把這些個別的抗議和危機一一壓制下去，但這是一個無盡無休的過程，誰也不敢說壓制可以永遠成功。專政一天比一天加緊，正是它「害怕」的反應，所謂「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實是在掩飾「害怕」。
因此，余英時說，雖然看不出中國現狀如何改變及何時改變，但他仍然堅信目前的極權統治並不是鐵打的江山，因為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極權體系在短期內也許可以維持一種表面上的「穩定」，但是暗地裡卻在不斷弱化之中。
《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創辦人、前總編輯程益中說，余英時先生對我最大的激勵便是他對時政的關心，他不是那種不問世事書齋中人，對當下中國、對中共政權的過去現狀和未來都有著深切的關懷，這對於讀書人來說是莫大的鼓勵。2018年12月，程益中曾去拜訪余英時先生，程益中記得，余英時先生對他說，歷史就是過去的新聞，新聞就是現在的歷史，歷史和新聞兩門學科之間是相通的。這讓程益中受到莫大鼓勵。
在得知余英時先生去世消息後，因六四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在Facebook上回憶了余英時陳淑平伉儷多年來對他的幫助，他寫到：「掐指已三十年，只覺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風，享受的豐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盡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難中得到余英時陳淑平伉儷的堅實慷慨的扶助，恩德重於山。這一番普林斯頓的際遇，一位大師級學人賜予我們的，不止精湛的知識，還有更偉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運。」
王丹回憶說，1989年六四之後，大批知識分子逃亡海外，余先生出面爭取到大筆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留和保護了很多流亡的異議人士，這一點廣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須一再提起，而且最令我動容的是，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政治色彩鮮明強烈，而余先生完全沒有因為這點而有所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