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學術一個「典範」
余先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錢穆顯示晚年《師友雜憶》一開始有言：「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余先生坦承：「東西文化問題也同樣困擾著我的學術生命。但我比錢先生遲生三十多年，具體關注的問題當然同中有異。」
在余英時先生看來，錢先生著重「東西文化」的「得失」和「優劣」， 而余英時先生關注的是文化異同的問題。在余英時看來，與文化異同密切相關的則是歷史變化的問題。「總而言之，二千年不變的歷史論斷對我越來越沒有說服力，因此尋求這兩千年間的歷史變動，終於成為我早年治史的重點所在。既然以變動為出發點，在某些問題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於現代，以『通古今之變』。」這可以說是余先生一生學術脈絡所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余英時先後著有中英文學術著作數十本，其中，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有：《漢代貿易與擴張》、《方以智晚節考》、《歷史與思想》、《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史學與傳統》、《陳寅格晚年詩文釋證》、《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錢穆與中國文化》、《現代儒學論》、《朱熹的歷史世界》、《重尋胡適歷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其學術研究上起春秋戰國，下迄清代中期，涉及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關系史等，涉獵廣泛的研究也不是無的放矢，「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後，便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對照之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色。」也正是從這個構想出發，余英時先生展開了他一生的歷史研究。同時，他出入古今中西的學習經歷，也讓他得以嘗試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學術進行溝通對話，並由此建立起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典範」：既為中國傳統現代化開新路，也留下了無數的工作讓後人繼續：中國思想史的「內在理路」、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現代儒學的發展等等。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中，這樣評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從思想史的觀點看，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了庫恩所說的新『典範』。而且這個『典範』約略具有庫恩所說的廣狹兩義：廣義地說，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狹義方面，他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起了『示範』作用，即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