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會見澳門媒體記者時說,香港此前出現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案風波,衝擊國家安全,澳門保安當局要整體考慮在立法會選舉期間的一切安全形勢,會否因香港令澳門出現異常情況,而香港修改選舉制度,對澳門是啟示、學習與借鏡,但澳門在選舉上未有打算效法香港。
言猶在耳,7月便發生了DQ事件。黃少澤以保安司沒有選舉職權為由,也拒絶透露向選管會提供資料的細節,只稱所有資料都是合法取得。
黃東則認為,更遠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崔世安擔任行政長官任內,2014年5月所發生的反對離職高官補償制度立法的「反離補示威」,和2016年5月因半官方澳門基金會向崔世安身兼校董的廣州暨南大學捐款1億元人民幣引發的「回水一億」遊行。這兩件澳門社會事件之間,發生了香港雨傘運動,讓澳門當局更感緊張。
黃東對BBC中文記者說:「我接觸過個別建制派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們都無法理解(DQ候選人)這件事情。因為他們的派別有足夠能力當選,犯不著用如此極端的手段給他們拉票。」
「從前他們還可以說:『我們是通過競爭去贏的。』如今稍微的競爭都沒有,『躺著也當選』,你的社會認受性不就低很多嗎?」
澳門DQ事件帶來了什麼啟示?
區錦新在Facebook上形容,澳門立法會選管會這次大規模DQ是個「壯舉」,「超額完成了『愛國者治澳』——香港還想有一些民主派來點綴下,澳門連點綴都不要」。蘇嘉豪星期六(10日)在民主派參選人聯合記者會上說,要是澳門特區政府一意孤行,澳門社會與議會將走向「一言堂」,澳門的公共利益將「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余永逸認為這起DQ事件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全面管治」將要登陸澳門,但短期來看可能是「建制派」的重新定義。
余永逸對BBC中文記者說:「這次DQ只不過是類近於香港,把所謂傳統的反對陣營撇除於體制外。可既有的建制派又有什麼角色呢?會否有新人加入?而這些新人又會否變成建制派的主軸,現有的建制派變成所謂的『忠誠的反對派』呢?」
「中國內地發生了一些問題,似乎跟澳門特區既有的建制派有一定衝突。我會這樣去看這件事情。」
余永逸的同事,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楊鳴宇投稿香港《明報》指出:「澳門立法會在澳門社會素來被戲稱為『垃圾會』,可見對其的認同不高。如果連有限的不同聲音也失去,將會進一步打擊立法會甚至澳門政府的合法性,這樣的『新常態』並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