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如果拿台灣過去整體薪資變化與基本工資調升來看，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平均薪資持續成長時，基本工資的高低與調高與否，關心者少；薪資停滯後，反而是基本工資調漲年年吵、持續漲，但還是拉不動整體薪資。
例如2007年至今10年間基本工資上漲22.6%，但薪資增幅僅9.9%，以實質薪資來看則是近零成長。但看薪資停滯前的1996年到2001年期間，基本工資只調3.1%；但平均月薪增加14.3%。至於更早期經濟快速成長時，薪資成長幅度更遠遠高於基本工資增長。
薪資不漲，投資不足才是主因
因此要解決低薪困境，明顯不是、也不能期待靠基本工資調漲，基本工資只能用來保障邊際勞工最低薪資。而要能有間全面性的突破低薪，靠的是投資增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勞動市場需要超越供給；在掉入低薪困境前，台灣其實就是靠著成長與投資帶動薪資。央行上周的報告也指出，實質薪資與經濟成長的相關係數為0.7；近年景氣走緩、民間投資低落，讓「就業機會增加有限、薪資成長不易」。
由此也可看出，為了解決低薪困境，總統「夢想」基本工資達3萬元，隱含了基本的錯誤：突破低薪困境不是靠基本工資，否則政府馬上把基本工資調高到3萬元不就萬事解決？再者，由主計總處的統計看得出，現在民間投資接近零成長，難增加太多就業機會；而今明兩年都是2.5%左右的經濟成長率，屬低成長。如果突破低薪是要靠成長、靠投資，那未來幾年的希望不大。
更矛盾的是，總統、院長都不斷表達希望突破低薪、要企業幫勞工加薪，小英甚至說企業有能力幫員工加薪，言下之意是企業（即股東）拿太多；但偏偏其稅改是要幫股東大減股利所得稅，其它政策如能源、環保等政策又有害民間投資。如此施政要突破低薪，難度頗高哩。
至於小英說「調薪後，會給企業主增加很大的負擔，所以應思考是否薪資調高時，雇主負擔的勞健保是否不要跟薪資一樣調那麼高。」則已是不知所云：難不成要企業調薪，然後減輕其勞健保負擔？這豈不是挖東牆補西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