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尤奴斯和他的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由經濟學家茅于軾、湯敏等人於1993年創辦的中國農村小額扶貧貸款卻仍然舉步維艱。格萊珉銀行接受存款和其他服務，1983年就以銀行的形式得到了政府的認可，茅于軾他們的鄉村扶貧貸款在「社會企業」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受政策所限不能接受存款，本金全部來自捐贈；發放貸款則更寬鬆——給患病農民發放「無息貸款」，助其恢復勞動能力；提供「付息貸款」，讓借貸人帶著壓力致富。也正是因為這兩者的區別，導致兩者的發展速度迥異。
時間進入2014年底，中國經濟進入1990年以來的最艱難時刻——工業和基礎設施產能嚴重過剩，環境污染與破壞嚴重，GDP嚴重下滑。此時，尤奴斯再一次來到了中國。2014年12月17日，京東集團與格萊珉中國宣佈在多個領域達成戰略合作意向，借助京東的互聯網渠道和供應鏈資源，結合格萊珉在農村金融服務領域的深厚經驗，攜手開拓中國農村金融市場。京東集團創始人兼CEO劉強東、格萊珉銀行創始人尤努斯均親自出席發布會。
這一回，尤奴斯在中國能走多遠？
依我看，茅于軾先生們的鄉村扶貧貸款之所以步履艱難，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出生得「太早」了，沒有趕上天時、地利、人和。「人和」是當時人們的觀念還沒有解決民辦金融問題，沒有想讓民間金融也有吸儲和放貸的權利。「天時與地利」，則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大投資大產出模式讓很多人忘乎所以，根本不重視小微金融和小微經濟體。未曾想到，那些轟轟烈烈的東西，來得快去得也快，倒是那些最微小的經濟體——家庭和個人，他們的活力才是經濟和社會活力的最根本源泉。
今天，中國經濟重新站在「停則思變」的緊要關頭，不論是金融開放還是民間財產的資本化問題，都重新浮出水面，京東與格萊珉中國的合作恰逢其時，並且插上了互聯網的翅膀。壓力、技術和觀念可以改變一切，尤其是互聯網技術。除了滿足好奇心和克服恐懼，人類大多數技術和觀念都是由盈利模式所驅動的，誠如尤努斯所說：個人的利潤追求，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都是頭等大事。
傳統農民和中小企業常常不能像大企業一樣得到銀行貸款，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對稱。為了解決信息不對稱，傳統大企業可以利用土地、廠房甚至品牌無形資產等進行抵押，可是農民和中小企業通常無財產進行抵押。格萊珉銀行通過熟人社會的「信用聯保方式」成功解決了窮人的無抵押貸款問題：無須抵押和擔保人，以5人小組聯保代替擔保，每年可以50次分期返還，返還率達到了98%。
這讓我想起吳小波講述的一個真實故事：1990年代初，浙江溫州某縣的一份報紙，是全國訃告刊登量最大的報紙，幾乎整個版面都是訃告。原來，在這座縣城有一個著名的廢舊機床交易市場，當地人去北方和西部收購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二手機床，然後轉賣或拆卸零件分銷。而當企業上門收款時，家中親人就集體上演收貨人猝然離世的苦情戲碼，並拿出當地報紙證明事情屬實。
就這樣，“假死”讓他們幾乎以零成本得到機床並轉手獲利。該縣就依靠著這一手段，從全國貧困縣一躍成為富足之鄉，但當地人“毫無信譽可言”的惡名亦隨之遍聞天下。奇怪的是，在這樣一個外人看來信譽基本為零的地方，當地人借錢卻從不用打借條寫利息，全都通過口頭協商，並且都能兌現承諾。
熟人社會，信息對稱，一言九鼎；陌生人社會，一個小社會面對幾近無窮的陌生人，騙一次就夠吃了。這是一個精確的經濟學計算，與人種人性無關。所以全世界的旅遊景點，幾乎都能傳出騙人宰客的消息。
尤奴斯成功地通過5人聯保方式解決了誠信問題；互聯網則可以充分利用大數據解決這個問題。仔細分析，中國的互聯網金融，藉著一系列天時地利人和，可能會比尤奴斯和他的格萊珉發展速度更快：
首先，通過京東的物流網絡，低成本發展鄉村代理商。京東擬2015年6月前發展10萬名村民代理，覆蓋中國10萬個村莊。這一計劃是為解決物流「最後一公里」問題。在北上廣這些城市，一個小區配備一兩個配送員，效率高，成本低，但農村分散，且可能幾天才有一個快遞，成本高。
其次，通過有息賒銷模式，一箭雙雕試探農民信用、建立農民的信用檔案，同時解決傳統物流模式下種子、化肥、農藥質次價高的問題。傳統的這「老三樣」，經過省市縣鄉三四個四五個渠道，價格有時候翻了好幾倍。互聯網直銷平台，可以解決物流成本過高、層層加稅加利潤問題，從而降低種子、化肥、農藥等的價格。互聯網的賒銷平台，則可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賒給你的老三樣，不及時本息還清，下回想貸款，門兒都沒有。而這種賒銷，不僅可以解決農民生產的「老三樣」問題，而且可以用在農民消費上，家電、手機，吃的穿的，都可以通過向網站打白條賒銷的模式進行，分期分批每個月還一點款就可以提前消費。這個消費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金融行為，與信用卡的信用消費並無二致。
通過互聯網建立了農民的「誠信檔案」，發放貸款就可以和鄰里互借一樣，時間成本近於零。
第三，通過眾籌模式而非傳統的銀行吸收儲蓄模式，互聯網金融的資金來源問題可以得到快速解決，而不必再像茅于軾先生們一樣，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回收的本息緩慢地滾動發展。通過這種外來資金對民間金融的資本注入，可以有效解決民間借貸資金盤太小導致利率太高等問題。
第四，在經濟壓力和觀念開放雙重助推下，國家的政策會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開明，傳統農民無資產抵押的狀況也會得到根本性改觀。相信不遠處，最快也許就在未來一兩年，尤奴斯和德·索托就會在中國大地上猛烈碰撞，撞出巨大的生產力來。
赫南多·德·索託也是來自第三世界——秘魯的經濟學家，其著名的《資本的秘密》試圖解釋，為什麼美國、歐洲及日本能夠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而眾多發展中國家卻停滯不前？為什麼能夠享受到經濟繁榮的只有少數人，而窮人卻被置之局外？他的研究表明，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把自己的人民所掌握的資產轉化為可交易的資本，如何激發自己的人民所蘊含的創造財富的巨大潛力。
眼下，中國農民的土地、農房不能抵押，不能資本化金融化，人活了，可以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自由流動和擇業，他們現有的農村財產——土地、農房卻沒有「活」過來，變成可以流動的資產，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方面的改革，想必已經納入決策層的議事日程。改革也必將助推互聯網小額金融在中國的迅速發展。
尤奴斯和德·索託在中國的春天到來了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作者為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院長（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