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根據投審會資料發現，因為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就拿「5大案」猛k，讓北市外資投資件數大減。真的假的？
柯文哲是在2014年12月下旬就任台北市長，根據官方資料，北市的外商投資件數，由2014年柯上任前的2370件，下降到2015年的1922件，2019年僅有1578件，以件數而言少了3成。以投資金額看， 2014年商投資北市金額41.17億美元，2015年，柯文哲主打五大案的一年，剩25.68億美元，2016年有62億美元，惟扣除單一家荷蘭商33.3億美元的投資後（ASML收購漢微科案），也僅有29.22億。
議員把此結果歸因於柯文哲上任就猛打「5大案」，讓外界對其產生「反商」的疑慮，外資因此不敢來投資；而同一個時間，北市的公司登記淨增加也逐年下降，代表國人的投資設公司增加量也不如過往。
數據並不假，數據確實可能會說話─也可能說假話或錯話，把外資數量減少單純以柯P打5大案作解釋，明顯就不真確，甚至可能是對柯文哲的「過譽」、抬愛。首都與首都市長誠然動見觀瞻、能見度高影響也大；而外資來台投資，大部份都是登記在台北市為主，與其說北市外資投資增減是柯文哲因素，不如說只是台北市的外資投資量恰恰是反應外資對台灣的投資信心與數量多寡。
而市議員舉比比較的年份，也恰恰難以歸因於柯文哲因素。2014年台灣經濟成長率4.02%，是2011年之後至今最高的一年；隔年2015年，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台灣出口出現連續性的二位數衰退，從第3季開始出現經濟衰退，全年經濟成長率只有0.72%。到2016年全球景氣復甦，國內經濟也在第2季恢復正成長，但台灣碰上政黨輪替交接期，不確定因素提高，如果因此影響到外資投資，倒也難究責於台北市。
真正能夠且應該究責於柯P打5大案影響者，應該是台北市政府本身的BOT案變化，其「外溢效應」甚至可能波及全國的BOT案─但即使在BOT案方面，也不容易明確區分出影響因素。
柯P上任後打5大案，確實一度讓企業界對參與台北市的BOT案卻步，幾次招標乏人問津。業界當時的說法是打5大案，顯示政府對合約的不尊重，參與BOT案一旦碰上政權更替，可能產生事前難以預測的風險與變化。但數據上來看，2016年全台BOT簽約案有94件，與2002年至2015年平均平均97件相當；不過比2014年的高峰期減少超過3成；簽約金額為606億，為歷年平均水準的74%。
不過，這個數據其實同樣可用2015年後經濟陷入低潮來解釋，而且國內不少BOT案與房地產有關（如物流中心），這3年房地產降溫走入空頭市場，也是影響因素之一。綜合來看，國內外經濟景氣的起伏、房市降溫、甚至兩岸僵局因素讓觀光客減少（觀光遊憩案是BOT案的主要項目之一），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柯P打5大案的影響反而不明確，更難全然歸罪於柯P打5大案。
不過，台灣在外資全球投資雷達中，逐漸失寵甚至邊緣化，倒是確定且值得重視。近幾年聯合國公布的《世界投資報告》中，台灣吸引外資（指外人直接投資FDI，而非投資股市的金額）的排名，時常在200名左右徘徊，也就是說在全球是倒數第5-10名的區間。
類似中國、香港這種每年可吸引上千億美元的「吸資大國」，或是可吸資500、600億美元被視為「國際港」的新加坡，台灣固然是比都不必比了，即使與那些台灣民間視為「落後」的國家比，台灣還是遠遠不如。10年前，台灣吸引FDI金額在亞洲能排在5-6名，現在只能「超越北韓」（或是加上一個巴基斯坦）；比之那些有區域經貿組織加持的國家（如TPP之於越南、RCEP之於菲律賓），台灣FDI金額只及其3分之1到2分之1。
FDI與外資熱錢炒股來去一陣風不同，FDI對當地的就業、生產有幫助，先進國家的FDI更能帶進技術與管理，每個國家莫不利用各種方式爭取FDI─某個角度而言，中國經濟的發展與進步，有相當比例是靠外資帶動，川普的減稅與「美國優先」政策，也是在吸引FDI及美國製造業回流。
台灣因法令與制度對外人不友善，加上行政效率低，更兼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導致FDI低落，這是台灣經濟與產業的心頭大患。行政院已啟動解決「投資五缺」會議，也放寬外籍白領來台工作規定等，不過這些作法是否能落實、效果如何都有待觀察，而且也都屬於技術性細節。政府要讓台灣重回外資FDI名單中的前段班，恐怕要為台灣找出在全球經濟與產業供應鏈中的新定位，否則難挽回FDI居末段班之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