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18反服貿學運、民進黨執政後，台獨一詞至今仍然成為陰魂不散的幽靈，時時召喚著、動員著、鼓噪著一種虛假且仇恨的對立，筆者擔心，在台獨符號的召喚之下，如同電影《魔戒》中的索倫之眼，它所喚醒的意志是仇恨的、憤怒的、反論述的，而身為公民意識覺醒的我們(包括筆者自身)似乎在政治認同的混亂與情緒的催化下，我們放棄了自我反省與反思的力量，公民的力量至今仍然深深受限於台獨的符號操弄，至今，公民運動除了台獨/反中議題之外，仍然找不到更強大的社會聚集的運動力量，而與其說是找不到，不如說是情感綁架更來的洽當。
筆者沒有要台獨，更沒有要傾中，而是做為一個更高貴的台灣獨立者，應該是先看見那些深受壓迫，處於社會邊緣意義的他者，並勇於改變。
為何要台獨？為誰而台獨？
無疑地，自反核、洪仲丘事件、318反服貿事件以降，社會對國民黨執政的反彈聲浪越趨激烈；然而，先暫時撇開某些泛政治團體有意識地塑造仇恨不談，筆者認為所謂的「公民覺醒」，理應是勇於看見與發現既存體制的內在矛盾與衝突，並且勇於在思想上、意志上與行動上對體制進行改革與超越，而非只是對國民黨一昧地的集體仇恨，並且在缺乏對台灣當前體制上的理解情況下，僅能自我矮化的相信(或不太相信，但還是要含淚投給民進黨及其側翼)民進黨是改變台灣當前的唯一力量，對於自允為公民的行動者而言，這樣的「自覺」，是不是過於廉價了？對於某些政治組織者而言，這樣的「自覺」，又是不是過於矯情了？
所謂的公民覺醒，難道不是超越藍綠政黨的一種公民實踐嗎？然而，所謂的超越藍綠，並非指不投票給國民黨或民進黨就叫做所謂的超越藍綠，所謂的超越藍綠，難道不是一種因透徹、覺悟性地理解國民黨及其側翼的詐騙集團，以及民進黨及其側翼的色情工業等對台灣思想的荼毒，而更以公民自身的價值與主體性為誓言，永遠批判性地監督各個黨派與其側翼，並且重新反省自己身為「公民」中的社會位置，去思考壓迫與受壓迫的根源，去勇於理解與發現社會中的「他者」與受壓迫的同胞，並且努力思索著體制上的改變與超克？
因此，對於那些自允為公民覺醒的行動者(包括筆者自身)，以及那些公民組織者而言，應該有所自我反省與批判，因為所謂的公民實踐與公民組織，應是將公民的主體性還於公民自身，讓公民們有更多自主性的思考、參與及行動，而非只是一昧地塑造仇恨。因為他們理應了解，在仇恨與情緒動員之下，公民的主體性與自我反思的能力事實上並不會與之俱增。因此我們更應理性深切地認識壓迫的力量根源，真切地認識與理解社會各個領域邊緣者的權益，並且為他們(也為自己)的權益有所行動，否則他們將永永遠遠地被社會所邊緣，因此公民們除了對國民黨有深層的仇恨外，更應勇於反省「自己」與「他者」的關係究竟為何。
行動者要小心，台獨這個概念本身是相當空洞的，因為台獨除了希望台灣能夠建國之外，並沒有其他意義，建國之後，街友的生存權為何？同志議題的多元成家？勞工休假、性工作者的除罪化等，這些議題在台灣尚未建國之前，仍然未受到有效的重視，而在建國前就未重視弱勢族群的權益，建國後難道真能迎刃而解？上位者會突然異想天開地意識到這些弱勢者的權益嗎？筆者始終是相信科學的。
索倫之眼：以台獨為主流的召喚
誠然，政黨政治的介入與否，並不一定與社會運動本身發起的合理性有直接的違背，換言之，一個政黨政治介入的公共議題，並不應永遠被視為政黨操弄或是萬惡淵藪；但是，在組織群眾與群眾的主體性等面向上，它仍然是一個問題─「組織群眾」與「政治行銷」，這兩個應該是互相悖離的概念。簡言之，所謂的組織應是邀請社會上的各個民眾，同我們一起思考與行動，在實踐的層次上，我們更應設計出「如何有效充權(enpower)於民眾、激發民眾主體性的思考與批判」的相關方案，而非僅是舉辦幾場音樂會、抽獎活動、聯誼晚會等來魚目混珠，沒錯，我指的就是那些政黨。
對任何一個自允為公民的草根組織者而言(僅管公民這個詞彙本可能是空洞的)，所謂的公民運動，應是將社會成員的主體性還之於自身，讓受壓迫者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受壓迫與他人受壓迫，能夠保有思想、論述、反省與行動的主體性，並且集體性的實踐與思考，思索如何重新對既存的壓迫體制提出批判或改變；而非僅僅是一種為了奪取政權而忽略民眾與群眾自身的主體性，或用矯情的台獨意識進一步塑造虛假的對立。
然而，318反服貿運動的起與落，不論是歷史的巧合或必然，台獨符號( 因討厭國民黨而投票給民進黨 + 值得期待與相信的政黨側翼 + 國民黨與中國大陸一票人都是邪惡的壞蛋 )已然成為一種情緒動員的力量，一方面成為那些自允為公民行動者的身分認同，另一方面也成為政黨輪替的動員利器，至今仍然是如此，民進黨與自允為民進黨側翼的相關政黨組織，至今仍有意識地加強這種空洞台獨的概念與文化想像，或者，以更粗俗低劣的方式持續且直接地塑造大眾對國民黨，或中國的仇恨；的確，中國不是個好東西，國民黨本身亦難推其咎，我們理應以敵視的角度看待這種過氣且理應被淘汰的政黨，但是當我們撇開對國民黨、中國的仇恨之外，我們還能剩下什麼？我們還應該做什麼？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我們難道不該留下一些勇氣給自己，去勇於發現那些真正造成壓迫體制的根源，勇於思考與改變？
行動者理應小心台獨這個符號與概念，這種以台獨為號召的動員關係，或稱之為以台獨為主流、團結愛台灣的政治號召，一方面可以矯情地消弭社會上各個領域上的衝突，另一方面又恰好可服膺於在上位者的統治意識，藉由對先前執政黨(國民黨)的仇視，讓我們更為團結，讓我們可以選擇性的忘卻社會上各式各樣的困苦與難題，讓我們忘卻勞方與資方的對立，讓我們忘記都市更新的血腥暴力，讓我們忘記東亞移工的工作壓迫等。
當台獨淪為政治工具，而且行動者便不須要思考，同時我們也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時，思想上的控制與矮化便相當容易。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筆下的世界《1984》，正是一直對我們念茲在茲的提醒著，當統治者試圖控制群眾時，他們僅須控制著群眾的憤怒與仇恨，當集體的仇恨與符號建立時，群眾便會團結起來、任何對統治者的不滿與衝突，都可以透過塑造虛假敵人(另一個國家)的對立性而有所消弭。同樣地，如今的台獨與公民意識等文化，其自身的自我批判與自我反省的能力逐漸衰頹，為了台獨，我們甚至可以不用太在乎台灣鴻海企業對中國富士康工人們的所作所為，是這樣子的嗎？這是公民文化嗎？行動者理應小心，要小心且謹慎的看待國家與國族問題。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無須贅述，自318反服貿運動以降，的確激起社會各個領域的公眾意識，但也造成了各種統獨意識上的爭論，而有些是重要的，有些則是無關緊要的肥皂劇；其次，所謂小心看待國家與國族的問題，這並非說明獨立/統一之後，壓迫就不存在/存在，而是我們應小心統獨的情緒煽動，勇敢地去發現當前東亞資本主義的資本流動與壓迫環境，我們對黃安、香港與中國的印象相當深刻，但是Hydis韓國工人來台抗爭事件呢？或者在更早之前，2014年的越南排華大暴動呢？因為他們不是台灣人？所以他們究竟是死是活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其次，小心國族的問題，亦並非指涉我們必須直接看待「統與獨」的二元對立的思維，而是要小心、正視這種國族對立式的思維，讓台獨這一詞彙深陷於一種政治符號，或是淪為某個政黨機器綁架大眾的文化暴力時 (這並不代表台獨的反面就一定得是統一)，台獨本身的概念反而變得越發空洞，甚至是自我扭曲，而當台獨逐漸成為一種主流文化，一種缺乏反省與自我感覺良好的文化，其好處是，行動者與組織者皆不須要為自己的文化行動而有所負責，更不須要深層地、跨越疆界地、批判性地認識目前的台灣困境與壓迫的根源，壞處是，我們不用思考台獨下的「人的狀態」，街友、同志婚姻、勞工權益、移工(包括中國工人)、外籍新娘(包括中國新娘)等，他們究竟與台獨的關係為何？台獨之後，他們就不會被壓迫了嗎？還是說，我們一直念茲在茲、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期望著：任何大陸人皆不能剝削我們台灣人，但只有我們台灣人能合理地自己剝削自己台灣人，又假使台灣人能剝削其他國家的人的話那更好，因為反正看不到！？
誠然，這並非代表著我們就應支持服貿，或是認為既然台灣人可剝削台灣人，那大陸人也無妨，事實上是，任何的剝削與壓迫都應是不合理的，而這或許是東亞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或是亦包含西方資本主義資本流動的問題，而如果資本壓迫是超越國界的，那我們是否也應更超越國界式的反省？筆者期望，行動者理應進行跨越疆界的超克與批判，因為當我們過度地強調台灣獨立的國族問題時，在錯誤地、自我扭曲地、去歷史脈絡化地移植過去蔣渭水先生的「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口號；並且將之汙辱、空洞化、片斷化的同時 (誰跟你是同胞？街友和你是同胞嗎？你愛街友嗎？外籍新娘和你是同胞嗎？你愛外籍新娘嗎？精神受苦患者是你的同胞嗎？你又真深愛他們嗎？)；失去思考資本與壓迫的難題、失去一個如何思考「任何人皆有權利自由且有尊嚴的活著的狀態」的勇氣時；那麼，筆者不難想像一個以蔡英文為首的保守新自由主義政權崛起，而各種社會衝突與壓迫合理地被忽略與禁囁，例如現階段的房價高漲與住宅權之爭議、社會各領域工會的萎縮、勞資爭議與華航空姐的街頭抗爭問題、性工作合法化與同志問題等，但是，難到這些都不重要嗎？難到這些就不能算是公平正義的重大議題？還是難道他們都不夠愛台灣？還不夠台獨？或者，難到除了厭惡國民黨、厭惡黃安與支持台灣獨力之外，我們眼中似乎竟無任何壓迫與不公不義之事……或者，我們也開始漸漸投機式的選擇風險較小的道路，而忘記了對受壓迫者而言，抗爭的必然性與重要性嗎？一件公共議題，對那些自允為政治覺醒的公民們或許是一個新聞或興趣，但是對於受壓迫者們，那是每天都得用生命去奮鬥與積極抵抗的鬥爭生活。
或許，任何一個自允為公民的行動者，理應重新反省自身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回到現實中的生活，看見在壓迫體制中受壓迫的自己與他人，或為自己的文化行動與實踐有所覺察與自我批判，並且真實且聚焦於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否則，我們這些自允為公民意識覺醒、支持社會正義的我們及台獨組織者們，一切似乎也太矯情了 ( 中產階級式的矯情 )，我們打著台獨的色情工業符號以進行利益分配、肥水不落外人田之實，筆者對此除了感到噁心與低俗之外，更感到深深地憎恨 ( 中產階級式的噁心 )。
而，那些自允為公民組織者(或著是公民行動者們)，應是與社會中的受壓迫階級共同經驗、理解、討論、抵抗與協助，讓民眾擁有自我反思、質疑、批判，與有勇氣去思考一個更為公平正義的制度規劃與想像，巴西知識份子與革命實踐家保羅‧佛雷勒(Paulo Freire)在其《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的討論或許不失為一個在實踐與組織理念上重要的提醒，組織者與行動者的角度不應只是自允為「高高在上的知識份子、而以解救或喚醒天下蒼生之愚昧與無知為理念」(你憑什麼？)，而是與受壓迫者們共同經驗受壓迫的根源，並且以平等的立場去共同凝聚力量與集體實踐。
延續Paulo Freire的討論，所謂的「革命」；從來不僅止於體制上的重建，而是，當組織者與行動者真正能意識到自己、以及他人的命運皆能不再被既存的壓迫體制所羈束時，我們才有「真正的勇氣」與能力解放他人；所謂的革命，理應要先革的是自己的命、革的是那過去曾不斷地自己限制自己、自己壓迫自己、自己害怕自己思想自由的命，爾後才有能力解放他人。
而所謂的「解放」，也從來都不是僅止於個人的、想像的、自我陶醉的行動，真正的革命與解放，永遠是集體性的；這個集體性同時包含了壓迫 /與受壓迫的他者 /與自己，當我們在勇於解放他人，而讓他人不再遭受壓迫並且能獲得更為尊嚴與公平的生活時，解放不只解放了他人的枷鎖，也同時真正地解放了自己內心的桎梏，此時自允為組織者與行動者的我們才能達到真正的自我解放 (而這需要更多的勇氣)。
*作者為某某社會系研究所畢業，曾為社會運動、政黨政治的行動者、觀察者，厭倦了統獨議題，但是對台灣扭曲的房價、扭曲的政黨工業及他者的處境無能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