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歸後，一度出現反對「非政治化」這脆弱共識的契機。零三年在社會不景氣及中共強推有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下，五十萬人在七月一日這「回歸」的「喜慶」日子上街遊行示威。這日子的大型抗爭意味的是對回歸過渡時的政治設置的挑戰。這種自發與及包容不同訴求的抗爭運動自然是一個令人可喜的新現象，有潛能發展成為全民的反抗力量。可惜的是，零三年七一至今，「七一」僅被視為每年一度的大型節日，每年遊行中多元訴求被視為公民社會豐盛的展現。這種眾聲喧嘩的「七一嘉年華」的雜亂想像卻和政府的論調契合，助政府以七一其實沒有統一的訴求來打發當中所應帶來的政治壓力。同時，這種雜異紛陳的大匯演想像其實源於公民社會沒有發展獨立議題的能力，才需要靠每年一度的傳統動員來發聲。過度沉醉於這種七一的「年度想像」將掩蓋了公民社會力量不足的真象，讓社會沉迷於公民社會對政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假象之下。過去十年來七一遊行愈來愈不受政府重視，正是這個原因。我們以為自身掌握了政治主體性，但我們其實沒有推倒過去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至今，向既得利益者傾斜的政經結構。我們並未完成解殖之路。
中共對香港民主化的態度清楚展現了那種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思維：香港是經濟城市，港人是經濟動物。作為一個經濟城市，其最大的功能就是為其主權國服務，有關對香港的政治設置也是有利主權國的管治術而已。這個理解最大的問題在於，經濟城市是無根無歸屬感的。一切有關城市的發展方向皆要以利益為最大考量。於是乎，功能組別固然並不民主，但建制派為之辯護的理由會是「保障資本主義的良好運作」，「工商利益是香港基石」，以致他們在反對有關政治抗爭的時候往往會使用「破壞香港經濟」為名把之壓下去。尤其是在今天中國「天朝主義」的理解底下，香港的政治制度更加只是權宜之計，我們的政治制度要變得民主遂受到極大的阻力。
連結社區 發掘香港
要抗撃這種「非政治化」的經濟城市與身份想象，我們需要靠自身的抗命實踐來取得新的身份，透過共同的政治經歷來重敍香港的故事。我們不能如過往一樣等待政權把民主賜予我們，因為這樣只會跳不出權力不對等的屈從狀況，也只會再次掉入政權那種「非政治化」的框架裡頭：政治抗爭無用，只要香港經濟維持（對政商勾結聯盟而言）的穩定，香港就相安無事。我們要放棄那種嘉年華式的公民社會想像，嘗試在那積累的基礎之上結集能量，把焦點統一至政權身上。不合作運動正正是一種有效的聚焦武器，由在地公民實踐所統合的公民社會集中在民主政制的改革，向政權致予最大的挑戰，癱瘓政權的運作。沒有癱瘓政權的決心，就無法爭取到自殖民時期延綿到特區政府及中共的政治框架以外的真正民主。這種聚焦的重要不限制度。我們的目標是透過不合作運動，透過抗爭去實踐公民的主體性，嘗試挑戰政權的「非政治化」及「經濟城市」想像，改變整個政經結構的傾斜，從而改變以至實踐各種在地的本土論述。這將會是一個重構身份的過程，一個重塑政治共同體的基礎。
但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共同體需要基礎。我們不是從空白中走來。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最大的不同，在於在殖民前這裡不存在一個充分的文化及政治社群。我們要建立主體性，就需要發掘香港自身的本土經驗，從過去的殖民歷史中提取資源。因此，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以致種種的的多元與邊緣，混雜與主流都是香港之為香港的特色。這種雜種性(hybrid)正是香港的主體根源。排拒任何一方都是對自身構成的一種扭曲以至傷害。
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明白不合作運動與過去那種不造成實際挑戰的抗議運動的差別。我們不是在政權的框架下反抗，我們是在挑戰整個框架。罷課的作用其實也在於此。罷課從來都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而是一種抗爭的手段，以學生傳統的感染力去號召更多的市民起來抗爭，把政治運動的戰場移到整個社區之中，不再局限於議會。在連結起整個社群的時候，我們發掘那些構成香港而又被忽視的種種文化資源，繼而凝聚起足夠力量去挑戰整個的政權，去述說一個有歷史意識的香港敍事，到這個時候我們就離解殖走近一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