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很多資料，婦女受害的口述史，我就老忘不了，就是覺得總是想到她們受苦的故事，心裏很難受吧，覺得她們的故事應該讓人知道。」丘培培接受BBC中文專訪時說。
出生黑龍江的丘培培，80年代移居美國，目前是美國瓦薩學院中日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日本文學與文化，她撰寫了全球首部、亦是目前唯一一部有關中國「慰安婦」的英文著作。
2003年，她的一位美國學生做有關韓日慰安婦的畢業論文，她發現英文出版書籍中，有關慰安婦議題的都是圍繞韓國與日本為主，但就完全沒有涉及中國慰安婦的深入討論。她認為自己懂中英日三種語言，有責任為這些中國婦女寫出來她們故事。
對於丘培培來說，使用「慰安婦」一詞並不是最恰當，她們應該是「性奴隸」，正如她書的中文譯名《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
中國近年也有許多有關慰安婦的書籍和研究資料，但還是打不進英文市場。
丘培培解釋，慰安婦索賠運動最先由韓國發起，後來有日本學者加入，兩國學者把議題提升到人權的高度，也帶進了國際政治的舞台，所以在這過程中，媒體報道也很多，他們跟國際上的交流溝通也比較多，也出現許多英文材料。
中國起步慢，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以前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慰安婦等同「漢奸」，而亦因為「男權至上」的觀念，令性受害者把受害過程理解成羞恥的經歷，不願意公諸於眾。
情況就好像好萊塢著名製作人溫斯坦捲入性醜聞一樣，雖然他否認自己的所為，但愈來愈多女星站出來指證他，雖然已事隔多年，但事實上此前一直沒有人願意站出來。
「一個人的話就不敢講，有一個團體的話，大家互相好像有支持，所以才敢站出來講。」丘培培說。
口述歷史
這本書是她與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創建人蘇智良和陳麗菲合作撰寫。
蘇智良和陳麗菲1990年代起，在中國慰安婦研究上記錄了百多名慰安婦的經歷，由於倖存者身心重創和高齡體弱，他們多次前往受害者被關押的地點，查找當地歷史記錄，並尋找目擊者取證。
書中挑選了12位慰安婦的口述歷史作詳細介紹。
口述歷史最為人垢病的地方，是個人的記憶是否十分清楚和裏面是否存在很偏頗的主觀性。
丘培培認為，這的確是口述歷史的一個問題，但不代表這些口述歷史毫無根據，其中一個驗證口述歷史的方法，是透過其他目擊者口中確認事實。
「中國慰安婦的證詞特別有力量，你不可能編造的，因為這是本地發生的事情，不是別人不認識的，她周圍的鄰居呀、很多人都看見她們被抓，被打得很厲害。」丘培培說。
另外，也可以從其他文件比對一下證詞和時序是否吻合，例如日軍在甚麼時間攻打到哪兒，是否在某個地方建立慰安婦所，這些都會有歷史文件作依據。
事隔多年，許多受害者已經離世，餘下的受訪者，也有很多人被重覆採訪多次。
丘培培說，她不會刻意提起她們的傷痕。
「每次講一次的話，她們就好像重進一遍地獄一樣。」
她和合作伙伴討論過後，最終她親身採訪了數名慰安婦，大部分資料皆是盤點文獻資料，包括各國的官方報告和學術研究，由於她懂日文，所以也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日本方面官方與非官方的調查，特別是日本老兵的回憶錄。
她撰寫這本書時，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如何凖確地描述慰安婦的整個操作系統，她稱日本學者在這方面挖掘了不少資料，但她都要弄清楚，希望可以明確點出誰下令、誰執行。
「兩萬就不可恥了嗎？」
她整理官方及非官方資料都指出，日軍是有計劃、有系統地建立慰安婦所和強行徵召慰安婦。
受害人數是研究慰安婦問題時必定遇上的爭議。
「當時我寫的時候也覺得很有壓力，因為我們在國外做學術，你要比較嚴謹，你說任何話都要有根據。」
丘培培在書中列出中日韓學者不同的看法。
最初的計算方法主要由韓日學者所做。他們是以日本士兵與慰安婦的比例作估算，提出不同的比率，就會獲得不同的數字。
但後來研究者認為要增加慰安婦因死亡或其他原因流失的「更換率」作計算，把人數再乘以1.5，或2.0。
丘培培書中稱，這因為當時找到的資料所限，這些方法並沒有把中國慰安婦人數充分估算在內。
到後來中國學者提出實質數字或達40萬人。
丘培培沒有給予一個實際的數字，她說與其他教授不太一樣，「不主張給一個具體的數字」，認為證明一些具體數字並不容易。
但她認為：「你要說幾十萬，我覺得這個並不誇張。」
她在書中引述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何天義的研究，指1943年底，日軍在河北省南部地區建立了1,103個據點，而按這種密度計算，華北地區日軍據點超過一萬個。
她在訪問中說，如果每個據點或炮樓都有10至20個婦女受害，那麼說數字數以十萬計，她說「並不誇張」。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這些數字只是談及慰安婦人數，並未計算其他受到性暴力侵犯的女性。
「難道是兩萬就不可恥了嗎？」丘培培稱，無論數字多少，這個行徑是不能夠接受。
丘培培稱，與日本學者開會時，都對日本官方教材隻字不提慰安婦感到憂慮。
她稱，以前的日本教科書，仍然輕輕地提到慰安婦一詞，但現在有「往後退」的跡象。
丘培培希望日本會就慰安婦問題道歉和負責，不過強調寫這本書並非為了不斷責難日本，而是希望世人，特別是年輕人，反思這件事，思考如何改變社會文化環境，防止悲劇再度重演。
她表示在課堂中討論這個議題時，學生的反應很好，試過有日裔學生下課後，到她的辦公室抱著她哭，向她表達感謝，留下歷史的真相，而她在不同地方演講分享時，也有許多日本人上前致謝。
「慰安婦最大的恐懼，是她們過去悲慘的故事被遺忘。」
採訪手記：歷史的重量
試想像一下連續多年來，每天也在翻查有關戰爭罪行的資料，並閲讀這些慰安婦曾經遭摧毀的故事。在訪問中，丘培培多度感觸硬咽、眼泛淚光。
丘培培透露，剛開始寫的時候，身邊許多人都問她：「你真的想做這個嗎？」
「因為對自己的身體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因為寫的時候自己經常會哭，因為你看到她們的故事的話，現在我說起來這個事也會忍不住……」她悲傷地說：「看太多了以後就會，這個是我開始寫的原因，因為不能忘，對吧，但是寫起來的時候，其實還是壓力蠻大，而且也會感覺到就是，你寫出來之後，你也會受到來自左的右的，各種的問題質疑，人家會問你，你根據甚麼說。」
在研討會上，有出席者問她，慰安婦一旦懷孕時怎麼辦，丘培培回答說：「就是母親跟兒子都會被殺。」她激動地哭起來，要工作人員遞上紙巾。
「中國政府為甚麼不講話？」
習近平上台後，歷史問題一度成為中日針鋒相對的議題。
近期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納入「世界記憶遺產」。「慰安婦歷史博物館」則「幾經爭取」，獲中國當局批准，在2016年開幕。
2014年，中國曾高調舉辦南京大屠殺公祭，習近平都有出席。不過翌年起，習近平並無再出席儀式。
丘培培表示，整個慰安婦索賠運動，開始時是大陸學者或民間人士自費，直至最近，中國政府才開始資助研究經費，她不認為中國政府有把慰安婦當成外交籌碼，亦感覺不到中國在這方面態度強硬。
她透露：「韓國的學者老說，中國政府為甚麼不講話？」
這本書是她從美國的瓦薩學院申請資助研究經費，強調著作與中國政府沒有關係。
丘培培說：「我書從06年開始寫，當時中日關係還沒有那麼緊張，其實我並不是從一個政治態度來寫，我當時是一個搞文學的人，看見那麼多女性受苦，從一個女性的角度，從一個人文的角度。」
「這麼多人的性命被摧殘，我就是想把她們的故事記下來以後，等如是對她們生命的一種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