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金融危機始於二〇〇七年初，當時次級抵押貸款機構開始違約，因為屋主無法償還貸款。該年四月，美國最大次貸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New Century）申請破產；六月，貝爾斯登不得不停止旗下兩檔基金的贖回，因為兩檔基金都投資了次貸證券；八月，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暫停三檔類似基金的交易。
到目前為止，壞消息已經足以令人擔憂，促使各家央行放款給出現流動性問題的銀行。美國聯準會亦將利率調降了零點五個百分點。二〇〇七年九月，英國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爆發存款擠兌危機，該家銀行曾是英國房地產市場最積極的放貸者之一，同時也仰賴批發市場的融資。
如果說二〇〇七年是艱難的一年，那麼二〇〇八年更加煎熬。該年三月，貝爾斯登需要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來收購（浮現一九〇七年的影子）。該筆交易需要聯準會的融資支持，後者同意承擔高達三百億美元的虧損。此舉引發極大公眾爭議。
二〇〇八年九月初，美國政府被迫將房利美和房地美（Freddie Mac）這兩家擔保抵押貸款的機構收歸國有。短短一週之後，雷曼兄弟也岌岌可危。美國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Hank Paulson）因擔憂由此引發政治糾紛，不願啟動公共收購。沒有政府擔保彌補虧損，像英國巴克萊銀行（Barclays）這樣的競爭對手是不會收購雷曼兄弟的。因此在九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的週末，政府決定放手讓雷曼兄弟破產。結果引發全面恐慌，任何持有銀行股票或銀行債券的投資者都擔心自己賠錢，銀行急忙保存自己的現金。
作為金融體系疏通管道的信貸市場遭凍結。官方短期利率是由中央銀行設定的（如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一般情況下，銀行的借款利率只會比官方利率高出一個百分點，但在二〇〇八年九月底，美國各家銀行支付的隔夜借款利率（borrow over night）是官方利率的三倍。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沒有哪家銀行是安全的。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收購了美林銀行（Merrill Lynch）；當時併購交易出現動搖跡象時，鮑爾森極力推動其完成交易。美國政府被迫收購美國國際集團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簡稱AIG），這家保險巨頭曾為抵押貸款證券提供擔保，所以當時政府擔憂，AIG的破產恐對那些依賴該公司為其資產投保的銀行帶來更多壓力。美國當局動用八百五十億美元拯救AIG，此舉讓投資者困惑不已，不知道哪些機構值得挽救而哪些則否，所以他們對於向脆弱的銀行貸款變得更加緊張，使危機更加惡化。國會否決銀行紓困方案的第一份草案，造成進一步的恐慌。
英國財政大臣亞利斯泰爾・達林（Alistair Darling）被告知，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還有兩到三小時就要關門，屆時提款機將停止運作。勞埃德銀行在時任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的鼓勵下，接管了陷入困境的蘇格蘭哈利法克斯銀行（Halifax Bank of Scotland）。最後政治家不敢冒險重蹈一九三〇年代的覆轍─那時銀行倒閉導致經濟大蕭條，於是各國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大規模的銀行體系支持方案（美國國會被說服改變主意），資金以低利率貸款給銀行；政府購買股票增加銀行資本；利率降到史上最低紀錄。
女王的疑問
那麼為什麼都沒有人預見到危機的到來（如同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新大樓落成儀式上，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提問）？原因有幾點。監管機構對已開發國家銀行的實力產生錯誤的安全感。在經濟大蕭條之後，引進存款保險制度似乎解決了銀行擠兌問題，但卻造成道德風險，誘使銀行從事風險較大的業務。在十九世紀末，英國各家銀行的股權資本相當於其資產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到一九八〇年代，這個緩衝只剩百分之五。
長期的低利率和不斷上漲的資產價格，意味著積極從事放貸的銀行家成功豐收。這些銀行高層獲得了股價飆升的認股權獎勵，而反過來看，股價的表現又與年度（或季度）利潤變化有關。結果導致銀行只關注短期利益而非長期風險，銀行高層們變得非常富有，雷曼兄弟的執行長的迪克・福爾德（Dick Fuld），在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七年間共獲得了五億美元的酬勞。
信貸繁榮推高了資產價格，讓普通民眾感覺變得更富裕。政治家也不願採取監管扼殺了金融界這隻金鵝。大家普遍認為銀行家很明智，因為他們賺了那麼多錢，所以許多人受徵召進入政界（這讓我想起一件軼事，金融家問學者：「如果你那麼聰明，為什麼沒錢？」那位教授回答：「如果你這麼有錢，為什麼不聰明？」）
這種氛圍在二〇〇八年時迅速轉變，金融界的聲譽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恢復。紓困只是其中一個議題，另外還有一些醜聞，例如交易員試圖操縱一種名為「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簡稱LIBOR）的基準利率，影響約三百五十兆美元的金融合約。
銀行還因不當銷售抵押貸款證券、洗錢、不當銷售還款保障保險（payment protection insurance）等受罰，以及富國銀行（Wells Fargo）為了達到銷售目標，背著客戶開設二百萬個假帳戶也遭到懲處。
根據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數據，在金融危機後的十年間，全國銀行向各國監管機構支付了三千二百一十億美元的罰款，其中二千零四十億美元是在北美地區支付的。
除了祭出罰鍰，監管機構亦嘗試其他許多改革金融部門的方法。在美國，國會通過長達八百四十八頁的《陶德─佛朗克法案》（Dodd–Frank Act）；相比之下，大蕭條時期通過的《格拉斯─史蒂格爾法》只有三十七頁。然而監管機構制定如此複雜的法規，可能只會為銀行製造更多的漏洞，讓銀行聘僱大批律師和法令遵循人員，進而推高整個系統的成本。
一種更有效的改革作法是強迫銀行持有更多的資本，以期能減低下一次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一切總要有所取捨。這個世界需要銀行向企業和消費者提供貸款並推動經濟成長，過多的監管可能會限制了這樣的過程。然而似乎總是會出現銀行放款過多且不明智的情況，監管機構必須對此保持警惕。
危機過後，許多經濟學家因太少關注經濟中金融部門的作用和債務程度而受到批評，他們將銀行視為儲蓄者和借款人之間的渠道。經濟學家認為，最重要的是去研究推動整體儲蓄和投資的因素，而不是這個過程的機制。很少人注意到消費者債務水準上升的影響，因為整體通貨膨脹率仍然很低。但事實證明，這是嚴重的誤判。
＊作者菲利浦‧科根，英國資深財經新聞記者，擁有多本經濟類著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世界經濟10000年：從石器時代到貿易戰爭，我們的經濟是如何成形？》（堡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