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動態的、精神的文化現象，無可避免地與時代的現實發展相互干涉，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各有其複雜的過程，一部分是內在的藝術性求變化所促成， 另一部分則是外在的，因社會的、思想的和廣義文化的變動所導致。起源於日本統 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外在因素無疑佔有主導性的決定作用。
二 0 年代以來的台灣新興知識分子強調文學功能論，負起文化啟蒙的重責大任。這種以啟蒙、教養進而爭取民眾為主的價值取向，貫串於二、三０年代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三大論爭─新舊文學論爭、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論爭，儘管各自有著不同的構造，但此三大論爭相互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聯繫與顛覆之關係，最終的走向，則是企圖在文學與大眾之間搭上橋樑，作為文化上解放台灣民眾的預備，並且透過影響從而希望在政治上改變弱小民族的命運。這樣的結論，在台灣話文派健將郭秋生於一九三二年七月 《南音》 第一卷九﹒十合刊號的 〈再聽阮一回呼聲 了 表達得最為清楚，郭秋生批評中國話文派的人是 「望洋失海的事大主義者」，是「引底里先生」（インテリゲンチアintelligentsia），已充分表達其台灣左翼運動者的立場，在該文中郭秋生痛切呼籲：
四百外萬的兄弟姊妹！過再細詳聽阮一回呼聲！「建設台灣話、的確是台灣人凡有解放的先行條件」：且門解開掩滯目瞞的手巾，什麼光明都是黑暗，同樣無基礎滯台灣話文的一切解放運動，都盡是無根的花樣。」
三 0 年代台灣話文論爭所帶動的台灣話文學的出現，雖然因漢字無法充分表達 台灣口語，必需借字、借音或造新字，在書寫／閱讀兩方，一時之間各有其既存的困難存在。但努力以台灣語文創作，實際上代表著受左翼運動影響的作家以台灣大 罪為對象並爭取大庸的共嗚同感，這是大原化取向文學論最純粹的例証，細究其深 層意義，則是確立了以土地與人民為中心的台灣文學主體性論述。
從一九二 0 年七月陳昕於 《台灣青年》 創刊號發表〈文學與職務〉以來，台灣文學革命論者在 「文言一致」 的理念下，首先否定了傳統舊文學的言文殊途，白話文學提倡者陳端明、黃呈聰、黃朝琴…等人都有這樣的共 識，但是到底普及中國白話 文，還是台灣白話文？黃呈聰一九二三年一月於 《台灣 V 四年一號，發表 〈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一文中，主要還是強調：「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國的白話文，漸漸接近他，將來就會變做一樣」。同一文中後段，因應台灣現實與因抗 拒日本的同化而自然存在的 「祖國憧憬」’黃呈聰提出這樣的看法：我要勸告初學的人，當初不要拘執如中國那樣完全的白話文，可以參加我們平常的言語，做 一種折衷的白話文也是好，總是這個方法是一時的方便，後來漸漸研究，讀過了中國的白話書，就會變做完全的中國白話文，才能達到我們最後的理想，就可以永久違絡大陸的文化了。
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階段，關於語言操作最具代表性的意見，顯現二０年代日本殖民地台灣，漢民族意識仍然相當強固，然而政治上受日本的支配，要靠一般社會大罪自我學習，好使中國白話文在台灣生根，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己成日本 籍的台灣人，從小在學校受教育學的是日文，日常語言是台灣口語，普遍不具中國 白話文說寫的能力。如是台灣作家創作時需努力將思考的語言先寫成漢文，再翻寫為中國白話文，而讀者閱讀作品時則需要在腦海中再次自動翻讀成台灣話文。作者與讀者在書寫／閱讀之間，一來一往，煞是費勁，更何況白話文的理想是 「我手寫我口」，當作品不能以口語順讀時，還是無法趨向言文一致。
一九二五年則是新舊文學論爭的年代，儘管論戰所涉萬端，大抵上可歸結到新 文學所表現的新精神與言文一致兩點。台灣的中國留學生張我軍主張屈話就文，並 有改造台灣語言 （以接近中國白話文） 的企圖，就文學發展的實際成果而言，並未獲得普遍的認同，以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作品而論，文脈以中國白話文為主，但同時亦慘雜台灣的日常用語。事實上賴和的表現方式，才是二０年代台灣文學創作的主流，如張我軍一樣操作中國白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反倒是少數。這當中不僅說 明在新文學的陣營中存在著歧異的狀況，也預示了三０年代屈文就話的台灣話文派 之出現，同時也顯示出新興知識分子文學創作的「寫實」特徵。
賴和與張我軍的差異，一方面是受到環境制約（一在台灣，一在北京），但可能也涉及到對「言文一致」 概念理解差異所致。就賴和而論，文脈以中國白話文為主，有其操作上的方便（可避過一些無法以漢字充分書寫的台灣白話音），摻雜台灣語詞，則是強調了「寫實」 精神取向，這就涉及了個人對文學現實理解的選擇與判斷，台灣主體性顯然亦是思索的方向之一。以新舊文學論爭而言，為了向上台灣文化，屈話就文的主張因較方便於操作，二０年代的文學創造，大抵便依循中國白話文為模仿的對象，然而亦因應台灣的現實環境，賴和的台灣式中國白話文的表現方式起了主導性的作用。
隨著社會運動的日漸激進化，階級運動的色彩也愈形強烈，台灣主體性意識越加顯明。黃呈聰主張的折衷的白話文在文學的表現上，還是無法契合台灣有別於中 國的實際需要，終於在三０年代受到郭秋生等台灣話文派的挑戰，甚至加以顛覆，這除了是語言／文字的操作問題之外，還跟左翼政治運動尋求台灣獨立解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文化戰線上首先突出鄉土文學論爭的黃石輝，其社會運動的角色是隸屬於台 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分裂 之後的台灣文化協會 （新文協）。他在一九三０年八月於《伍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 了，其論旨主要強調：鄉土文學就是描寫台灣事物的文學，規範了以台灣為對象，而文學為了能夠與廣大的勞苦大眾產生共鳴，文學語言不能採用統治者的語文─日文，也不能採用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古文，亦不能採用「貴族化」的新興知識分子提倡的脫離台灣現實之中國白話文，而非使用勞苦大東慣用的台灣話文不可，黃石輝提倡鄉土文學，是從文學大軍化的立場著眼。從語言的觀點，也進一步強化了寫實主義的精神。不難明白，強調鄉土文學，就不能不提倡在現實上多數台灣人所使用的共通語，台灣話文即是最好的選擇，這當中實含有爭取大厭的思考：一九三二年七月即有郭秋生於 《台灣新聞》發表〈建設「台灣話文」 一提案〉而掀起了台灣話文論爭，強調要消除文盲，必須使用言文一致的台灣話文。寧可屈文就話，而不要走向屈話就文這樣一條路。郭秋生年輕時代會就讀於廈門集美中學，以後回到台灣，他操作中國白話文的能力，在當時是屬於最成熟的人之一，然而寧可捨棄慣常使用的中國白話文，而大力提倡台灣話文， 這反映出台灣文學的走向面臨關鍵性的轉折期，其背後的重大意義，則是立足於台灣解放運動。無疑的黃石輝、郭秋生兩人都是三０年代台灣左翼文化戰線的戰將，從他們的言論、主張，可以看出在抵抗日本的過程中，台灣意識己真體成型，台灣 人發現了自己的新身份─弱小民族必要追求獨立解放。
經過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論爭之後，台灣文學主體性的概念更加確立，顯 示出一九三 0 年代殖民地台灣表現出來的新文學，前非日本文學的支流，也非中國 文學的亞流。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已經成立了獨樹一幟的台灣文學。 一九三二年 二月周定山（一吼）即在《南音》一卷六號，發表了一篇短文〈拍賣民眾〉，其中一段如是云：
「向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奴隸根性的徒抱殘闕！恐怕才是永不超生呵？ 這種依賴氏族劣心，不是「已經不顧大束而走入反動的路上」去跪磕他人嗎？呸 ，蠢也廣告！（按：「跪碴」兩字，原文誤印為「跑磕」。）
這是三０年代在台灣文學概念成立之後，反對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看法中最激情而具主見的言論。九０年代的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反省。正視台灣文學的特 性與發展，必要先確立台灣文學演變過程所呈現的主軸，而這一切仍需回到歷史文獻去找尋！
在殖民地台灣最能具體反映時代精神（Zeitgeist） 的代表性作家即是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他歷經台灣文學的三大論爭，以其文學創作忠實地描繪了二、三０年代他所看到的一切事務，沒有恐懼也沒有偏愛，成為時代的一面明鏡。本書主要的兩篇論文二篇是 〈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撰寫時曾得哈佛大學燕京社資助，原發表於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號。本文由己刊詩文及賴和未刊遺楠，追溯在文學革命的風潮中，賴和得風氣之先，以新文學創作，首先奠定了台灣新文學的基礎，並深遠影響同時代及後代的台灣作家，形成蓬蓬勃勃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為了深入研究，探索賴和的家世背景，求學過程以及渡海前往廈門任職博愛醫院，又回歸台灣的心路歷程，作品則分成三個階段，觀察賴和從一九二五年至三五年，十年間的新文學創作過程及其轉折，文學內涵則著重於探討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強調賴和經由創作，一則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一則譴責日本統治者不義之法，從而論證賴和的新文學作品，深刻的紮根於現實，追尋理想的世界，另外一篇 〈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三二年）〉，分為上、下兩期刊於《台灣風物》三十八卷四期及三十九卷一期。本文試圖透過賴和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全程活動，從文協成立、分裂、再分裂以迄結束的脈絡，探討當時多方面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原致力於提昇文化，進而爭取殖民地民厭的政治權利，歷經一九二七年「左右傾辯」的對峙，賴和處身於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兩條政治路線中，以堅強的抗日決心，以不具領袖慾的性格及其包容力，支援日據下台灣左右兩翼的社會運動， 從而呈現在異民族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掙扎的痕跡。
其餘諸篇，則環繞著相關問題，並經由整理賴和未刊遺稿，做進一步的探索。
本書撰寫前前後後歷時十年左右，其間幸得賴和家屬提供未刊遺稿，對於研究助益甚多，衷心感謝，相互切磋的眾多學友，亦一一銘感在心，尤其感謝日本一橋 大學松永正義教授費心檢閱相關文獻，撰寫評論論文 〈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ぃ段階〉，原文發表於東京 《台灣新現代史研究》 第六號，收為本書附錄，以供研究者參考。松永教授的批評、質疑，正是促使深化賴和研究的動力之一．，在多年研究的過程之中，個人獲得心智的成長，賴和與台灣文學所表現的精神也深深感動了我。
希望賴和研究，能做為台灣文學研究學術化的墊腳石。
＊作者為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賴和研究論文集《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二版，允晨文化）自序。
